三十年河东：2008观自在

用九，群龙无首，吉。（《周易》）

天德不可以为首。（《周易》）

                       ————《华夏的复兴》课题组  2008年12月26日 

2008是记在我们心里了。它是色彩斑斓的，刻骨铭心的。

在大地板块的罕见撞击[1]面前，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

在全球各大金融板块百年不遇的大撞击[2]面前，个人、企业，乃至国家和人类，是软弱的，也是雄强的。

2008，中国改开三十年。

下一个三十年正在走来。

多难兴邦，大难兴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千真万确的。

这个一定的条件，主要就看我们是否抛开杂念，大局为重，天下为怀，气闲神定，静观自在：真正的放下自己，解放自己，了解自己，把握自己，依靠自己，开发自己，壮大自己，回归自己，将当前中国的办事主调，集中在如下这类的句子中——

“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中国市场稳定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进一步扩大内需，是中国应对这场危机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这不禁使人们想起了一些古老的中国格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大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面对全球金融海啸，有着平天下责任和抱负的吾国吾民，应该如何伸出我们勤劳的双手呢？先治国。如何治国呢？先齐家。如何齐家呢？先修身。

“修身为本”，是“以人为本”的真正意义。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这位曾经的美国金融推手，在金融海啸的风口浪尖中回到国会作证说：“投资者的贪婪和盲目让我感到震惊。”[3]——可见，说“以人为本”，如果意味着“以贪婪人为本”，“以盲目人为本”，会是怎样的结果了。“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格林斯潘先生说的，可能正是我们自家的事情。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修身，则人不成其为人——不成其为明德人，亲民人，止于至善人；不成其为格物人，致知人，诚意人，正心人，修身人，齐家人，治国人，平天下人。对于这种“修身为本”的“以人为本”，《大学》有着系统的阐述——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知识是重要的，知本是无比重要的，无知和贪婪是最大的风险。孙子一针见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主张知情第一。巴菲特点到为止：“投资的时候，不懂的东西千万别碰。”主张知识至上。如何才能知情知本呢？做个明德人。明德人有智慧，有善的智慧，修身的智慧，这是智慧的根本。据说西方经济学不讲道德，认为贪婪无可指责，公心无可褒奖，只讲利益最大化，效率最大化。但是，谁的利益最大化？谁的效率最大化？于是就说：有看不见的手，把个人的私利导向公益。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承认：公益乃是人间正道，正义乃是地上天命了。不过，在市场失灵的时候，人们发现：人间正道的实现，还是需要扩充个人的心胸和智慧，需要借助宏观调控。否则，贪婪和无知不但不能把个人的私利导向公益，也不能将个人私利导向贪婪和无知的个人，反而将个人导向幻灭，使个人陷入灭顶之灾。那么，资本主义市场的宏观调控怎么搞？它的宏观调控是不是需要公心呢？是不是仅仅满足一部分人的私利，就是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指南呢？当政府出资挽救私人银行的时候，政府如何面对“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救私人钱包”的道德质疑呢？在政府注资国有的房地美房利美的时候，政府如何面对“风险国有化，收益私有化”的道德批评呢？在市场信用崩溃的时候，我们是要恢复市场信用还是需要抛弃市场信用呢？市场信用是否有它的道德基础和法制基础呢？如果最终还是信用最为宝贵，那么作为信用经济的市场经济究竟是根本不讲道德，还是归根结底必须讲道德呢？可见，即使在资本主义市场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度，经济学家、政府官员、普通民众——总而言之，一切的纳税人，心中都是有个道德天平的。他们都和马丁·路德·金一样，拥有一个梦想，“决不相信正义的银行会破产”，“决不相信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宝库会资金不足”，因此，他们一定要兑现这张支票[4]。他们也是经常将“公共利益”、“公平正义”挂在嘴上，记在心里，放进天平，铺在路上的。公心多一点，机心少一点，知识就多一点。知识是行动之本，美德是知识之本，明德是人身之本，“以良心为本”是“以人为本”之本。人人都有良心，良心需要发现。

良心发现的过程是修身，市场灾难是最好的修身课程之一。市场灾难、金融海啸教导我们：贪婪，以及贪婪天生的无知，不但对公益不利，而且首先是对贪婪者个人不利。“子曰：古之学者为己”（《论语》）——求学、修身是为的自己，为自己成人，成为一个好人，健康人，幸福人，智慧人，明德人，好孩子，好父母，好兄弟，好员工，好领导，好伙伴，好邻居，好同学，好老师——这是孔夫子式的“利己主义”，真正理解了人的本心的、因而最容易实现、最不容易失去的利己主义，是我好你好大家好的大利己主义——自己好了，幸福了，天下就多了一个好人，一个幸福人。人人好了，人人幸福了，天下也就太平了，幸福了，富庶了，大同了。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也就是都以良心发现为本，以回归良知为本，以礼拜善知识为本。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也就是以明德人为本，以知本人为本，也即真正的以民心为本。真正的民心是良心，人人本有的良心是真正的民心——这也是一切人“共同的根本利益”所在，每一公民“个人的根本幸福”所系。怀着机心，从门缝里看人看自己，只会把人看扁了，把自己看扁了。“今之学者为人”（《论语》）——这样的学者，以为求学、修身是为了别人好，自己吃了大亏；以为一个人有了良心，就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所以，一种良心的发现，也即一种自我发现，需要我们打开大门，放眼天下。我们的眼界有多宽，我们的心地就有多大。而大门的开启，常常需要一种直截了当、直指人心的冲击。而最直截了当、直指人心的冲击，往往是出现在我们的机心江郎才尽、无计可施之际，往往是我们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避免人财两空之际。一种全新的转机就潜伏在这里，一场金融危机的修身价值就蕴蓄在这里，一门市场经济学院的道德学教程就开设在这里，一笔“良心大发现无限责任公司”的创业本金和祖传遗产就深埋在这里。于是，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市场失灵时刻，我们深度沉睡着的市场精灵将为之一激，忽然张开她亿万只慧眼，静观着这个无比富庶的新世界。我们将欢庆这一市场显灵的伟大时刻，我们要将这一天命名为“市场女神日”。比起这样的良心大发现来，哥伦布对新大陆的发现，就不算什么了。

那么，中国如何面对世界性的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呢？扩大内需。

如何扩大内需呢？修身。

如何修身呢？正心。

如何正心呢？诚意。

如何诚意呢？致知。

如何致知呢？格物。

这是一门市场经济的《大学》课程，“市场经济大学”的核心课程。它是一门必修课，也是必须要修好的。

我们最大的内需是修身，因为——

我们最大的危机在机心，

我们最大的生机在良心，

我们最大的转机在归心。

我们看上去常常“显得”很贪婪，在贪婪的梦想破灭后又往往“显得”很恐惧。然而当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幻灭中战栗，在一次又一次的恐惧中绝望，就可见我们对于贪婪和恐惧的不满，是多么实在多么强烈了。“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老子·第七十三章》）我们将再也不敢贪婪，不敢恐惧。“永别了，贪婪！”“永别了，恐惧！”——将成为我们最真诚的渴望，最无畏的宣言。它宣告：贪婪和恐惧绝非我们的本意，完全相反，正是它们将我们引向自我毁灭，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我们良心的不安。我们归心似箭。我们需要安心，需要稳稳当当安顿我们的良心。我们需要回归王座，安安稳稳地做自己的主君。我们将认清我们的本来面目，展示我们的本地风光。而一旦我们发现，原来我们自己是如此富有如此美好，贪婪和恐惧就毫无根据了。这时候，在荷兰街头上靠打磨透镜谋生的17世纪伟大哲人斯宾诺莎的低语，就会在我们心头重新响起——

“幸福不是德性的报酬，而是德性自身；并不是因为我们克制情欲，我们才享有幸福，反之，乃是因为我们享有幸福，所以我们能够克制情欲。”[5]

既然德性已经自足，那就意味着德性乃是自足的幸福和幸福的自足，而一个幸福的人，是再也没有需要克制的情欲了。那曾经追命一般困扰我们的贪婪和恐惧，也就有如镜中之花、梦中之鬼，任由着我们去静观，去品味，去欣赏其云聚云散，花开花落，自生自灭了。其实，在我们的贪婪汹涌而来汇成海啸的时候，由贪婪变成的惊惶失措，由惊惶失措引发的逃之夭夭、关门闭户、闭关锁国和以邻为壑，只不过是贪婪和无知经过化妆后重新粉墨登场罢了。它不但完全丧失了对海啸师父应有的师道尊严，也完全浪费了海啸的无数宝贵资源，使我们在海啸导致的“鸡飞”之后一错再错，进一步引发“蛋打”的彻底崩溃，并且在这种崩溃中继续自我安慰说：贪婪没有做错，奉献没有做对，经济学不管伦理道德。虽然如此，商业诚信、贸易道德、交易伦理、全球公民、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还是越来越如火如荼地风行世界了，以《世界人权宣言》、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关于环境和发展的《里约原则》为基础的《联合国全球契约》[6]所确立的十项原则，虽然由于其起步不久因而实绩还非常不尽人意，却也越来越成为各国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自觉选择的戒律了[7]。由此可见，“贪婪”是多么不识时务，多么无知，多么不经济，多么不珍惜自己，多么糟蹋自己，多么不适合搞市场经济了。“大道废，有仁义。”（《老子·第十七章》）一场惨烈的天灾人祸往往将我们人性的光辉推上前台，让我们忽然对自己刮目相看。这时候，就有一种机会在步步迫近，让我们有可能发现：唯有修身才能够让我们敞开胸怀，砥柱中流，独善其身，惠及天下；唯有修身才能够使我们真正洞察贪婪的本质，看清海啸师父原来就是贪婪师父，看清贪婪师父就是我们良心的化身，就是良心师父，从而一举恢复我们对贪婪师父应有的师道尊严，也即恢复我们真正的自尊，拜倒在我们自己良心的脚下，汲取真正的经验教训，按照“最小投入最大产出”的效益原则获得尽可能货真价实的经济报酬。而我们越是不计功利不计报酬，这一报酬就越是真切越是直接越是迅速越是倍增。有限的心灵和努力获得有限的幸福，无限的心灵和奉献“获得”无上的幸福，这没有什么不公。在这个意义上，贪婪的确没错，是我们对贪婪的浪费错了，对贪婪的挥霍错了，对贪婪的傲慢无礼不理不睬错了，对贪婪的反复告诫充耳不闻错了，对贪婪的自杀性攻击视而不见错了，对贪婪的不善利用不善驾驭不善因势利导地转化和升华错了。我们将对自己的贪婪倍加珍惜，小心翼翼地利用我们的每一点贪心，将它编写到我们美好人性的教程中去。让它的每一点尘埃，都落定到人类的烂漫花园里，沉积为我们人性之花纵情开放的沃土。让它的每一团污点，都一一扩散浸染成不事雕琢的人性大泼墨，然后幻化为一幅幅似有灵犀、配合默契的壮美画卷。我们将顺着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舍昼夜一往无前，直到展开为“海阔凭鱼跃”的一片蔚蓝，在那里悉心聆听这样一种千古遗音——

“天下何思何虑？

天下同归而殊途，

一致而百虑，

天下何思何虑？”（《易经·系辞》）

——美哉，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也，无声无息，无色无臭——“会驾车，路上不留车轮印；会说话，听了不觉口才好；会算数，不用计算器；会关门，不用闩子闩住也打不开；会结亲，不用绳子捆住也拆不散。所以圣人总是有办法起死回生，不会拉下哪个受难的不管；总是有办法点石成金，不会丢下哪块碎石子不用。这叫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所以先进是后进的师傅；后进是先进的帮手。不尊重师傅，不爱护帮手，就算有点小聪明，也是大糊涂。关键在这里，奥妙在这里。”[8] 圣人无心，看不见的手心里，还有一颗看不见的心。我们听见恩格斯的浩叹了——“人的心灵，从一开始，直接地，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9] 我们打开《中庸》，听到孔夫子的盛赞了——“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我们打开《实践理性批判》，深深触摸到康德那发自心底、响彻寰宇的感动了——

“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它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

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10]

孔子型的中庸经济学理念，康德式的道德经济学精神，乃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从最深海底翻卷上来的滔天巨浪奋力推举到世界市场经济前方彼岸的救命快艇，立命指南，良心航标，再生灯塔。这样的善知识经济学还有很多。中庸经济学和道德经济学的复兴，善知识经济学的勃起，将是2008年金融海啸捐赠给21世纪、乃至人类更远未来的几份最宝贵的遗产。我们的贪婪先生现身说法了，我们听见，我们看见。道德说教的苍白无力，贪婪教授的一语中的，我们是再一次领教了。彷徨、反思、重新积蓄力量的各国人民，虽然或多或少、却仿佛不约而同地在一个新的起点上重新发现了我们共同赋有的人“类”品质。时代在呼唤下一轮崭新太阳的喷薄而出，呼唤人类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的来临，虽然这一激动人心的未来，其图景还不是那么清晰可见。人“类”发展银行的创业本金虽然还不够雄厚，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加速累积；人“类”幸福基金的担保信用虽然还不够坚挺，却从来没有像眼下这样充满后劲。人类虽然离心心相印似乎还非常遥远，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呼吸相通，血脉相连，甚至越来越休戚与共，生死相依，越来越需要敞开彼此的心灵，风雨同舟。全球化的航船在争议中颠簸飘摇，运行加速，悬念迭起。她迫切需要就一个共同的航向达成共识。她的舵手是不是联合国，也是一个时代问题——因为在这个时代，一国在世界，世界在一国，越来越变得眼见为实了。在这样的历史性演进中，即便忽然出冒出一个“Chimerica（中美国）”[11]之类的概念，也并不是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它还是反映了一定的、需要加倍正视、充满变数的现实的。

把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Niall Ferguson独创的“Chimerica”翻译为“中美国”，还是“中美经济体”或“中美经济共生体”，本身就反映了所谓同一个东西的不同意义。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全球化，有可能就是亿万个地球，亿万种全球化。在福格森（Niall Ferguson）看来，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相似，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各国如果奉行“各人自扫门前雪”（every man for himself）的政策，将是致命的。这场危机的核心，在于一个巨大的不平衡，也即有着庞大的经常帐户赤字（超过全球国民生产总值1％）的美国，与石油输出国、日本、新兴亚洲等盈余国之间的巨大不平衡。其中，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不平衡首当其冲。中美不平衡中，最要害的一环又在于：中国大量存储美元的战略，资助了美国的借债习惯。中国的美元存款是美国长期利率停在低位、借贷狂潮经久不息的关键原因。如今，经过金融危机后，（美元或美国的）杠杆时代已经结束，“Chimerica”——大储蓄者和大消费者之间的合作——才是关键。

福格森对危机原因的总结不一定客观，不一定全面，却反映了一种担心，一种忧虑。究竟如何合作？操作方案也可能多种多样，民间的，政府的，都在考虑之列。不过，重要的是，不论合作的具体做法如何，也不论合作的进程会有多少歧义、波折、反复和振荡，合作——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大转向和大趋势，已经从发展中国家的主动诉求为主，开始转向发达国家也积极主动地诉求，越来越成为全球各国的共同诉求。以2008年为界，和平、发展与合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更多地包含了平等的也即真正合作的意义，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了。

合作的种类很多，互信却是前提，自信则是互信的前提。如何才能互信？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你为什么要相信我？这都要求先有自信。信用信用，先用自己的信心。自信靠自己创建，靠修身来创建来加强，首先开发自己的人力资源宝库。有了自信，在合作中甚至可以不言而信，省去很多谈判成本，而谈判成本或沟通成本，是合作成本里最大的一块。态度决定一切，信心就是生产力。态度和信心是战略的核心，既是自强战略的核心，也是合作战略的核心。态度和信心不到位，战术再完善也解决不了大问题，甚至南辕北辙，越完善越倒霉。把合作提高到态度的层面，战略合作就有了基础。战略的首要工作是解决方向问题。方向对头，其他的事情就好说了，就好立足长远而争分秒，立足当下而谋万世，可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也可以小处着眼大处着手了。

方向的实质是最终目的，是价值观，是态度。态度决定一切。我们最需要抱有正确的态度。当前的中国，最需要抱有的态度是什么呢？让我们回到共和国建国之前就已经酝酿、开国之初就已经宣布、建国之后不断提炼不断充实不断丰富日益成熟的“独立宣言”、庄严承诺、自我担当和单方义务——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自强不息的和平发展战略。

也就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全球各国的伙伴和兄弟。

兄弟伙伴的核心意思，就是单方承诺永不称霸。既然永不称霸，也就需要永远自力更生自强不息了。假设把全球看作一个国家，把每个国家看作一家公司，那么中国作为一家公司就是主动、自觉、单方面承诺了“永不谋求垄断地位”这样一种公司战略。

近现代一批大国轮番崛起衰落的过程，为我们演示了一幅幅夺得霸权又丢掉霸权的历史画卷。这套影视片还在继续上演，它是否接近尾声还有待各国力量的消长，有待观察。让我们继续把大国看作公司，按照某种经济学理论，任何公司都有谋求垄断地位的冲动，而垄断地位将导致不公平竞争，甚至排除竞争，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因此一个竞争社会的基本运行要求就是在政府主导下，建设、维护、完善一套反垄断机制，以便及时有效地预防、打击垄断，保持合理的竞争态势，维护社会公平。

关于效率和公平的争议一直在进行。在这样的争议中，如果有一家公司竟然自觉采用了“公平就是效率”的价值观，它将永不谋求垄断的地位，从而在“任何公司都谋求垄断”的经济学根基上掘开一个口子。这家公司将不是消极地服从、积极地绕过反垄断法，而是自觉地选择了永远将自己置身于竞争态势中的发展战略。实际上，确有一些公司从创业之初就自觉选择了这样的发展战略。让我们假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选择“永不谋求垄断”这种战略的公司，将更加开明，更加自信，更为公开，更少秘密，因而也更有公信，更有活力，更为长寿。

除了效率和公平的争议，还有权力（权利）和义务（责任）的论辩。选择了“公平就是效率”，实际上也就选择了“公平就是生产力”，甚至选择了“公平就是幸福”这样的价值取向。那么，在“权力（权利）和义务（责任）”的论辩中，这家公司如果选择“义务优先”的价值框架，也是顺理成章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公司之所以选择“公平即效率”而永远放弃垄断的追求，其中既包括了对社会效率效益的尊重和维护，更饱含着对自身效率效益源泉的深刻洞察，对“垄断”带来的自我腐蚀力自我杀伤力的绝对恐惧。在他们眼中，垄断的唯一敌人就是垄断。于是垄断，作为一种“致命的诱惑”，终于展开了一场和自己的致命竞争，一场殊死搏斗。他们终于发现：这里才是他们唯一的战场。而一旦一家公司将真正的竞争开辟为与“垄断的诱惑”的最高竞争和最后决战，那么这家公司对“真正”垄断地位不息追求的航程，就从此启动了。所谓真正的垄断地位，在他们眼中其实很简单：就是主宰自我。通过从“主宰别人、垄断他人、向外夺权”到“主宰自我、垄断自己、对己尽责”的自我革命，这家公司终于给“真命天子”恢复了名誉，也给“绝对垄断”举行了一个平反昭雪大典，从而将“垄断”这样一种“致命的诱惑”，还原成一场“生命的庆典”，恢复了其本有的无上风采。从此以后，这位天生王者将结束其破落皇族自我放逐的梦幻历史，在“君主自我立宪”的现实革命中，一举收复其天赋的君权，复辟其本有的皇位。发现自己的皇家血统，这将是值得他穷其一生去完成的、最伟大的发现。

发现是一种幸福。一个每天都有发现的人，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人，乃是一个幸福的人。而发现一种“致命的诱惑”原来是一场“生命的庆典”，更是一种无上的幸福。当“发现”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一种习惯，发现的过程本身就是幸福了。而当发现变成发现者的自我发现，这一自我发现的过程本身就更是一种自足的幸福了。一旦“追求幸福”的过程本身已经就是幸福的，向外追求幸福的“外向型经济”就突变为自得自足的“内需型经济”了。与此同时，劳动，也就从谋生的需要，自发自动地转变为人的第一需要了。特别是，这一转变并不必然需要“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是对“财富的多寡”保持中立的。这种中立态度或者独立精神，完全为《中庸》之道那种“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罕见生存力所充满。其生存权利的不可动摇，其自由幸福的不可剥夺，就像水往低处流那样轻松自然，无法遏止。所谓不可剥夺，并不是说不让外力剥夺，而是即使有外力来剥夺也无法实现；不但无法实现，反而大大有利于加强自强不息者的生存力量。“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老子·第三十四章》）这种万川归海、席卷一切的“不可抗力”，是无需刻意去制造去发动的，人们只需要守住“最低地势”这个本位就够了，只需要守住“不当头，不扛旗”的自我戒律就够了——

“大道磅礴无垠，岂能左右得了。万物靠它生生不息，大功告成不自认有功，护养万物而不当主宰。永远没贪欲，可以叫做小；万物归附却不当头，可以名叫大。就因为它始终不自高自大，所以能成为最大的。”（《老子·第三十四章》）

这样安分守己的自强不息者，有一种将一切外部压力全部转化为内在动力的“绝妙创造力”，有一种将一切外部阻力全部欣赏成内生推力的“美妙发现力”。因此，和许多人的担忧相反的是：这样一种自立自强的人，自强的公司，一方面，自己不是一个弱者；另一方面，对别人也不构成威胁。而且越是这样，他们就越是强大，也越是不构成对别人的威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他们“永远不寻求垄断（他人）”的愿望是完全真诚的，他们的劳动是彻底内需的，他们的幸福是完全自足的。所谓彻底内需意味着，他们并不幻想自己具有什么“给人幸福”的所谓力量，不管这种力量是叫做权力和权利，还是称为责任和义务。虽然他们常常入乡随俗地赞同奉献主张慈善，虽然在别人的眼中他们很可能敢于牺牲乐于奉献，但他们绝对不会真的把自己看作造物主和奉献者，也绝对不会真的把自己看作救世主和慈善家。其唯一的理由，还是那同样一种信念——

天德不可以为首，

公司不可以垄断，

国家不可以称霸。

因此，当他们遇到外部垄断力量（或企图垄断的力量）的“挤压”，他们是欢迎的，因为他们这有利于他们加强自己的自立能力。对于别人的追求垄断，他们是不赞成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不利于那些垄断追求者的自我发展和幸福。对于自己的这种“不垄断”战略，他们是不推销不宣传的，因为他们相信实践的检验和矫正，时间的智慧和耐心，人类的天良和觉醒，大道的沉默和无所不在，自我的选择和选择的多元。对于自己的战略，他们是乐于公布、乐意交流的，因为人们需要沟通，需要彼此了解，以便加强互信。不过，他们不会把自己的战略寄托在互信的基础上，而仅仅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上。他们公开自己的战略，他们和外部的沟通，都不是企图说服别人：既不企图说服别人来相信自己，也不企图说服别人也采用自己这样的战略。他们公开自己的战略，仅仅是沟通，仅仅是在别人希望了解自己的时候，满足别人的希望，并通过别人的反馈、反应、反驳甚至反击来学习他人，激励自己、提高自己。他们对别人的各种战略和通行游戏规则，抱有足够的“人权”尊重，就像尊重自己的人“权”一样，这是他们行动的天“职”。不管他们是个人，公司，还是国家。因此，假如面对反驳，他们的对策也不是辩解，而是信赖，欢迎，说明，沉默，等待和行动。

经过如此一段考察旅程，我们将要好奇：这样一种公司，对于合作会采取怎样一种态度呢？

也许可以期待：一家如此自信的公司，一家信用如此雄厚却永不谋求垄断的公司，在合作方面应该是得心应手，进退自如，游刃有余的。我们不必担心：这样一家公司可能对合作毫不在乎，甚至十分冷漠。我们不必担心这是一家封闭的公司。不会这样。完全相反，我们有理由期待：总的来看，对于合作者而言，这将是一家最开放的公司，一家合作项目最多、合作数量最大、合作关系最稳、合作质量最好、合作时间最长的公司，一家对合作者最信任最尊重最负责的公司，一家使合作者感到最放松、最自由、最没有负担、最没有依赖性的公司。所谓“最没有依赖性”，意味着不是希望通过合作将双方绑在一起，更不是企图通过合作将对方越来越紧密地和自己绑在一起，从而增加对方对我方的依赖性，而是从一开始就把合作的目标定位在通过合作来使对方摆脱对我方的依赖、摆脱对合作的依赖并最终摆脱合作、走向独立的一种努力；与此同时，正是这样一种积极促使对方越来越独立自主的努力，将最能激发我方的自我挑战和创新意识，最有力地促进我方走向越来越深刻多样的独立自主，从而为各类合作开辟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一句话：一项合作的目标，乃是增加合作方的独立性，以便使这项合作最终解体。于是可以想见，这也是一家“不打合作牌”的公司，一家决不针对第三方、因而最少合作秘密的公司。所谓“最少合作秘密”，不是因为我方有什么秘密合作的需求，而是因为对方有可能希望暂时还有一点秘密需要保留。在我方看来，合作乃是为了摆脱合作，奔向彻底的独立、自由和解放，而任何商业秘密，都是一种基于信用不足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束缚，值得尊重、理解和逐步放下。“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合作的秘密越多，就越显得像一种勾结，并越有可能堕落为帮派，因而也越有可能陷于内讧而自我瓦解，在外部冲击面前不堪一击。“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合作各方的不同点，最好完全谈开、敞开、公开。虽然合法的秘密完全可以理解，也最需要精心保护，但秘密是合作的软肋，大秘密是合作的死穴，“信”息“公”开是“公”司的主要“信”用和核心能力。利益是最强大的，利益是最脆弱的，这是一条利益公理。利益是最大凝聚力，利益是最大分裂力，这是又一条利益公理。所谓利益，即非利益，是名利益——这是第三条利益公理。不要以利益为利益，要以公义为利益，这是第四条利益公理——“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公义是共享利益，公开是阳关大道，“公”司是企业绝密。合作的第一定律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合作力的大小，与合作秘密的大小成反比，与合作各方独立力的大小成正比。因此，只有最独立最自由最解放的人们，才享有最开放、最牢靠、最不用刻意养护的合作关系——“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老子·第二十七章》对黄金搭档关系的这种描述，可谓感同身受、洞若观火，入木三分。对于这样一种微妙合作的可能性，假如一家公司不具备十足的信用（自信）和天真，是绝对不敢想象，绝对不敢相信，绝对不敢贸然动手，将其变为现实的。人们对巅峰状态的幸福，可能怀有难以挥去的疑心和恐惧。放手一搏，放手一合——这样一种最单纯、最朴素、最烂漫的幸福，哪怕在我们自诩最野心勃勃的时候，都可能是一种不敢仰视的奢侈。于是，我们，作为足智多谋的沙场骁将，在手无寸铁、两小无猜的孩子面前，也居然开始自惭形秽，黯然神伤，顾影自怜。我们想让自己相信，我们的童真时代是早已逝去，并且永远逝去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就是我们独立发表的《非独立宣言》，一份自囚之后的《狱中自白》，我们硕果仅存的最后一点独立性。总而言之，“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除了满心怨气地一再重复这句连自己也不相信的套话外，我们实在是搜索枯肠、无话可说了。找不到合作伙伴，乃是因为人心叵测，我自己则毫无责任。而我们越是这样怨天尤人、推卸责任、要求权利，越是一幅受苦受难的模样，一幅连自己也不忍瞻仰的可怜相，也就越是放逐自己，浪费自己，亏待自己，矮化自己，贬低自己，丑化自己，搞垮自己，挥霍权利，就越是穷得一塌糊涂，越是自毁信用，越是找不到朋友，越是喜欢哼哼唧唧——“朋友，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伤”——来自我安慰，掩饰自己对生活的不忠了。我们如此地亏待自己，如此地对自己不负责任放弃权利，如此地不把自己当朋友，却自以为是地宣称我们是自私的，自利的，自爱的，是凡事为自己着想的——这便是我们有意无意中为自己编造和传播的、世上最骇人听闻的奇闻怪事。“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中庸》）人人都说自己聪明绝顶，但是被贪欲驱赶着诱导着掉进陷阱，却一点也不知道躲避一下，还高兴得很呐。

现在，我们可以把公司换成国家，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思考共和国的合作战略了。让我们记住：这一片国土上的先贤们，曾经有过“复归于婴儿”的烂漫追求。让我们记住先贤的教导并且相信：这种质朴的童子功夫，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修炼。让我们相信：不管各种秘密如何珍贵如何值得尊重如何合情合理合法，假如它们是我们人性弱点的指标，是我们自信不够、互信不足的指标，是我们独立性不强的指标，那都是必然要被我们自己亲手抛弃，或者亲手展示在一个共同的蓝天之下的。而经由同一个蓝天的阳光哺育和雨露滋润，我们心中隐秘多年含而不露的蓓蕾也将心花怒放，滔滔不绝地吐露其最深最密最美的心语了。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公开性的加强，透明度的提高，阳光政府的发展，已经成为、将要成为、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不可逆转的主导趋势，这才是人类的天良所在，希望所系，幸福所至。我们将发现：人心最大的秘密，居然就是它彻底的、一览无余的可公开性；人心的绝密，居然就是它本无秘密。这一点可能难以置信，而全部的秘密都恰恰产生于我们心中感到“难以置信”的这种狐疑。唯有狐疑，才是一切所谓秘密的始作俑者。在人心探秘的发现之旅中，我们终有一天会发现：除了阳光灿烂的一派明德外，人心最深的内殿原来辽阔无垠，一无所有。这时候，如果还是有人非要坚称有什么秘密，那人们只好两手一摊，耸耸肩膀，摇头叹道：“噢，那点烂事？别提了。”而曾经一心幻想着身怀绝技而拜倒在师父门下企图打探武功秘籍的我们，也将因为一次又一次地捕风捉影，海底捞月，挥拳击空，张口咬天，最后累得筋疲力尽，无计可施，无功可练，只好放下行囊，吃茶去了。

宇宙是经济的。经济关系是简单的。经济性就是简单性。理论的简单性经济性，人际关系的简单性经济性，国际关系的简单性经济性，都是宇宙经济性的体现，童心简单性的大力。大者公也——大道无痕，大礼至简，大恩不谢，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兵不寇，大匠不斫，大信不约，大德不官——这一切的大，都是公道、公德、公心、公信、公义、公理、公力和公益，都在为我们展示着“简单”的无限丰富性，开发着“经济”的惊人生产力。廓然大公既是一种大人胸怀，也是一种大国风范。正如大公无私的大人胸怀是将一切个人的根本利益装在心中，情系天下的大国风范也是将一切国家的根本利益放在心里。而一旦一个人的心灵为一切人的心灵所充满，我们的心眼也就为之一亮，仿佛忽然之间睁开了无数慧眼，从一切的角度欣赏着这个豁然开朗的世界，并与之同呼吸，共命运。“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周易·系辞》）当一个国家面对着世界各国也这样思考时，蕴含在国民心中的大国之魂就开始苏醒了。觉醒了的公心将富有自知之明，知道唯有公心才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怀，也唯有公心才是一个民族的国魂。这份公心将会明白：当人心失去公力因而失去通盘思考力的时候，就是我们魂不守舍、心不在焉的时候，也是需要呼唤“魂兮归来”的时候。

通盘思考力作为战略思考力，乃是一种核心能力。一个国家失去通盘思考力，将无法产生战略，只剩下战术思考。这对于一个国家是致命的，因为它的错误乃是方向性的错误。如果一个良好的战略让人们赢在起点，那么一个没有战略的、方向性的错误就是让人们输在起点了。这就是所谓致命性。

那么，什么是一个国家的通盘思考力呢？在这个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时代，所谓国家的通盘思考力，战略思考力，也就是一国全球化思考的能力，就是一个国家“从全球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思考本国战略的能力，就是“从人类根本利益出发”来思考本国战略的能力。这和“从本国利益出发”来思考本国的全球计划，是完全不同的。区别的关键在于出发点。后者的出发点是本国利益，他国利益乃至全球利益只是它达到本国利益的手段，说到底还是一个单国战略。而前者由于出发点直接就是全球利益人类利益，它一起手就是一个全球战略，他国利益全球利益并不只是达到本国利益的手段，而是直接就是本国的真正利益所在，真正幸福所系。又由于这个国家既不强求也不巴望他国认同本国对全球利益的种种考量、设计和关怀，所以它只是将这个全球战略作为本国的一国战略来设计和实施，只是将人类利益作为本国的真正利益来追求和创造而已。毫无疑问，在该国看来，本国利益已经包括在人类利益全球利益中了，并且是打成一片、难以分割了。在这样的全球视野中，“Chimerica”之类的共生体将不再是个例，而是普遍的前景和事实了。不过应当有一个小小的、然而至关重要的区别：和Chimerica不同，这种全球战略下的共生体作为全球共生体，不应该像Chimerica那样脆弱，限于双向。在这种全球战略下，任何两国之间的关系，除了其天生的双向性外，更应该发挥其天生蕴含着的多向性、全向性，也即全球性。全球性无所不在，这就是全球战略观所看到的世界。所谓全球战略观，形象地说，乃是一种球眼的工作。从这种球眼看世界，没有什么不是全球性的。一般而言，人的肉眼虽然长着眼球，却不是球眼。球眼是四维上下前后左右古往今来昼夜内外大小远近都能看见的，人的眼球却只能长在前面，白天开眼平视只能看见一定距离的前方，看上下必须点头，看左右必须摇头，看后面必须转头，看内部必须探头，看原子必定昏头，看黑夜必须换头——换成猫头鹰的头，那个头上长着猫头鹰的眼。而且糟糕的是，人眼虽然可以通过点头、摇头、转头、探头和换头来逐一弥补缺陷，却也在弥补的过程中逐一轮番再生着这些缺陷，譬如当他转头看见后面的时候，他已经看不见前面了。从一国出发的战略观，可以比喻为这样一种眼睛的工作。

一个星球上的各国，之所以总是不断争战，是因为它们都只是从各自的“国眼”看世界，它们看到的一切都只是自己的国家，或者自己国家眼前的巴掌大地方，甚至自己国家的投影、怪影、变型和幻象。它们的相互歪曲相互伤害和自我歪曲自我伤害都是必然的。显而易见，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国家睁开了它的“球眼”，这个星球就开始变化了。不过，也许有些令人悲伤的是，球眼的睁开，除了有可能出于一场偶遇一次蓦然回首，更可能出自一场又一场我们自己引发、或者似乎从天而降的惨剧——比方，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惊心动魄的金融海啸，向着镜中恶鬼的拼死一击，以及天崩地裂火山爆发洪水席卷一切。又比方，在某一次对视中，我们无意中发现：对方的眼中居然活跃着一个自己！可惜的是，后面这样一种场景，由于并不是那样十万火急命如悬丝，往往不具备足够的爆破力，来一举炸醒我们深深酣睡着的绝大部分心灵，炸开我们满身的球眼。

由于长期苦于独裁神话而不能自拔，有时候我们会寄希望于另一个幻想，即“兼听则明”的幻想，希望通过兼听各方意见来凑成天耳、通闻一切，通过借助众人眼睛来拼出球眼、圆视世界。这就产生了民主神话。不过，作为对独裁神话的反动，民主神话除了提供新的偏见外，还能提供多得多的、乃至一切可能的偏见，变成一个偏见的大杂烩。假如独裁神话是将一个人的偏见推上神坛，民主神话就是将一切人的偏见推上圣殿，从而将偏见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于是，随着独裁神话的破灭，民主神话也破灭了。随着一言堂的瘫痪，群言堂也瘫痪了。随着一神庙的倒塌，多神庙和众神庙也彻底倒塌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我不是圣人，你不是贤达。我是只虾米，你是条虫子。我们都在混日子……”——便是这时候唯一流行的歌曲。

这个世界已经唱衰。

一个新世界就要临产。

一首新的歌词在等待谱曲——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hào）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

“乡人皆恶（wù）之，何如？ ”

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

子贡问道：“全乡人都喜欢他，这人怎样？”孔子说：“不能断言他好。”“全乡人都讨厌他，这人怎样？”孔子说：“不能断言他坏。不如乡里的好人喜欢他，坏人讨厌他，这样更容易下判断。”

要定量，先定性。要求数量，先求质量。要分多寡，先分好坏。这是一种战略部署，一种经济安排。倒过来的安排行不通，反过来的部署栽跟斗。然而我们既然只能在此路不通的地方开辟道路，在山穷水覆之处柳暗花明，在大跌眼睛的之后心如止水，在大栽跟斗之后健步如飞，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此路不通的地方，大道就在那里。倒过来的安排，本来是正的；反过来的部署，其实是顺的。我们的哀歌越是绝望，越是无助，就越是动人，越是为希望和力量所充满，越是一首发自肺腑的颂歌。独裁神话一定要出现，因为我们贪爱独裁。独裁神话一定要破灭，因为我们溺爱独裁。民主神话一定要破灭，因为我们热爱独裁。我们贪爱独裁的时候，独裁是一个人的，“孤家寡人”的。我们溺爱独裁的时候，独裁是每个人的，“自由民主”的。我们热爱独裁的时候，独裁是“真善美的”，大道的，不是任何人的，不受任何体制束缚的，可以适用任何体制的，不管是独裁体制，还是民主体制。这就是为什么修身为本的大学之道“可以”超越时空，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种族、任何国度、任何机构、任何政体、任何体制；这就是为什么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可以”在一个帝国开花，也“可以”在一个共和国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天堂地狱还是人间，都可以大学习，大修身，大力践行大学之道；这就是为什么大学之道如此超凡脱俗、平淡无奇，如此美不胜收、质朴无华，如此独步天下、从善如流。这时候，如果我是真的、善的、美的，我的独裁就不可动摇了。因为这样一种独裁，虽说是我的独裁，其实就是真善美的独裁。而既然是“我的真善美”的独裁，说成是我的独裁是完全可以的。毕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毕竟，明德乃是我的真正本性；毕竟，人人都有一个明德；毕竟，大家共有一个明德。这说明，独善其身是完全可能的。

修身为本之所以“为本”，就在于这种独善其身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于一切好人好事好心好话好生活的独创性和原创性，也即真善美的原创性，独创性，独立性，自由性，自足性。修身为本，就是独善其身为本。这里回答的问题是：独善其身是否可能？假如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生物不能独善其身，则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生物的独立自由在哪里呢？又怎么能配得上“独”立“自”由这样的称号呢？还有眼下的一个热门问题：在金融海啸中，任何一个国家都真的不能独善其身吗？

假如我们愿意“善”解人意，可能就会对这个问题做出善解，也即从善的真的美的方面，来解答“在金融海啸中，一个国家能不能独善其身”这样的问题——

第一，   善是公有的，真善美是共享的。

第二，   可以共享的，才是真的，善的，美的。

第三，   面对着假恶丑的“本质”，或说，面对着假恶丑的“真善美本质”，真善美是绝对开放，并与之本来一体、同出一源、合而为一、唇齿相依、血肉相联、息息相通、生死与共、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同舟共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心协力、同步共振的。一句话，是同善天下而不能独善其身的。

第四，   面对着假的恶的丑的“现象”，真善美是独立自主、独立不倚、自由自在、自得自足、特立独行、我行我素、领袖群伦、独领风骚、卓尔不群、独出心裁、绝对原创、闭关自守、完全独创、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一句话，是独善其身而不会随波逐流的。

第五，   从同归至善看，一切都是道，不可须臾离，日用而不知。从止于至善看，本质是现象的本质，现象是本质的现象，全都至真至善至美。放眼望去，天下无所不真，无所不善，无所不美。其大无外，包罗万象；其小无内，不染一尘。一人即天下，天下即一人。人我一体，物我一如。一家仁，天下皆仁；一家让，天下皆让。独善其身即同善天下，同善天下即独善其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同一个太阳永远不落，全新的太阳天天升起。

因此，修身为本，既然是独善其身为本，也就是同善天下为本了。助人是自助的顶好方式，自助是助人的上等礼物。得道多助，关键是自己得道，才能与人为善，助人修道。什么是与人为善？孟子举子路、大禹、大舜做例子说：

子路，一听到别人的批评，就高兴。大禹，一听到别人的忠言，就拜谢。大舜更加大气，好事都和别人一起干，放下架子，追随别人，喜欢学别人的优点，使自己上进。从种地、制陶、打渔，直到做了帝王，没有哪项本领不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学别人的好，让自己进步，这也就激励了别人做好人好事。所以一个君子，没有比激励别人做好人好事更伟大的事了[12]。

子路搞的是阳光事业，透明合作，低成本，高效益，属于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范围，符合经济要求。否则，自信不足，比较脆弱，要保密的就多，过分强调秘密，如商业机密、管理秘诀、技术秘密、知识产权之类，策划于密室，操作于暗箱，不敢拿到桌面上来，隐瞒多了，欺诈就多，成本就高，效益就差，风险很高，危机也多，最大的风险是自我腐蚀，最大的危机是自我腐败，属于宏观浪费学和微观浪费学，不符合经济原理。从这方面看，有自觉的真善美倾向的，可以称为经济学；有自觉的假恶丑倾向的，可以称为浪费学。如果一种经济学鼓励讨好消费者，对付竞争对手，那么这种经济学里面的浪费学成分是很多的，划到浪费学范畴是比较合适的。子路决不讨好别人，他是学习别人的真善美，这样也就自然鼓励了别人去做好人好事。讨好别人，骨子里是贬低别人，瞧不起别人。讨好消费者，肉麻地夸赞“消费者是上帝”啊之类，其实是看好别人的钱袋，想“跟上帝做生意”。这样的策划，就难免担心“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了。其实上帝笑不笑，倒也无所谓，我们也不知道，更多地还是自己笑自己，心里面打鼓，觉得底气不足，居然敢跟上帝叫板，跟上帝玩心眼。这样的所谓经济学，就属于浪费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曾子的《中庸》，所谓人的真善美，也就是中立精神，独立意识，处事中庸，办事公道，恰到好处，切中要害。而假恶丑，则要么趾高气扬，要么卑躬屈膝；要么颐指气使，要么百般讨好；要么过分，要么不及——总是偏向两个极端。

阳光事业是公开的事业，公共的事业。公开就是生产力，公共就是大效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业都是堂堂正正的，都是光明磊落的。在创新领域，就战略和战术的比较而言，最伟大的创新总是属于战略创新，而最伟大的战略又都是公开的，无一例外。为什么伟大的战略选择公开之路呢？因为它心胸大，眼界宽，自信足，对他人的信心也足，想的不只是自己。自己的事业自己谋划，主意就少；大家的事业大家谋划，主意就多。而一旦自己创造了一份公共事业，大家自动来谋划，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得道多助的经济原理。不过我们也可能纳闷：有时候公有制为什么反而不如私有制有效？公共事业反而不如私人事业发达？是因为那个公有制是说了空话，那个公共事业是徒有其名。落实公有制并不容易，做实公共事业也不轻松，其中，公开性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公开了再说。公共事业就该有这种气度。假使在战术上不容易做到，那么战略上做到应该不难。战略公开，可以充分酝酿，达成共识，然后一锤定音，一步到位。战术公开，不妨摸着石头过河，碎步前进，甚至进两步退一步，踏出中国舞步的独有节拍，旋转出令人心醉神驰的华夏之美。公开了，一切都变得简单明了。公开了，大家都横挑鼻子竖挑眼，监督成本就分摊了，而且监督者越多，监督成本就摊得越薄。共和国建设，作为一项公共事业，也该享有这样的成本优势。这个成本优势可以分作两大部分来创造：一个部分是国内监督成本的分摊节约，另一部分是国际监督成本的分摊节约。总起来就是“共和国事业全球监督成本”在全球的分摊节约。这意味着，共和国的事业，在两种意义上成为了货真价实的公共事业，即一方面，她是中国人民的公共事业，另一方面，她是世界人民的公共事业。这样一种战略定位，在刹那之间，就将共和国的建设内力，从单纯的中国人民，扩展到了世界人类整体的范围。在这个战略中，不但中国人民是中国建设的内生力量，世界各国人民也都是中国建设的内生力量了。可以预言，有着“不见外”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民，提出并实施这样的战略，乃是迟早的事情，也将是水到渠成的[13]。

可以预言，在这种战略的推进中，除了监督成本分摊节约的范围从中国扩大到全球，而且中国建设的整个信用资产也将在全球范围内持续高速积累。从中国制造挺进到中国创造，核心的工作乃是中央政府主导运作的“中国品牌”的创造。从“全球”中国制造挺进到“全球”中国创造，核心的工作乃是中央政府主导运作的“全球中国品牌”的创造。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品牌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全球品牌”，才能够称得上“全球化时代的”或者“全球化的”国家品牌，即一方面，她是一国人民共有的品牌，另一方面，也是世界人民共有的品牌；不但是一国和世界共有的品牌，也是一国和世界共创共享的品牌。所谓“全球中国品牌”，就属于这里所说的“全球国家品牌”层面，是指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导运作、吸引全球人民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单一的唯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品牌。除了这个单一唯一的全球国家品牌外，由中国各家企业等等机构所创造的各种品牌，即便它同样可以吸引全球人民来共创共享，也不能称为“中国品牌”或“全球中国品牌”，只能称为“中国的品牌”或“全球中国的品牌”，但是任何一个“全球中国的品牌”都自然归入到单一唯一的“全球中国品牌”中，作为构造“全球中国品牌”的元素，即全部“全球中国的品牌”构成一个单一唯一的“全球中国品牌”。

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时代，“全球品牌”的设计，“全球某国品牌”的创造，不可避免。共和国能否在这个历史潮流中先行一步，正在考验民族的胸怀、胆略和远见。在那些欣赏“华夏整体化思维传统优势”的人们看来，重新发挥并全面升级这一优势的“天时”已经来到，“地利”正在开拓，“人和”正在凝聚。一旦华夏主流社会恢复了这个民族伟大原创传统的元气，“全球中国品牌工程”的奠基仪式就完成了。乐观的估计，这一决定性的转向，将在未来十年左右基本到位。而2008年，则是这一奠基仪式的破土。

这一奠基仪式的破土无声无息，震天动地。2008年的世界和中国，意外事件纷至沓来。这一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里程碑。在人类历史的征途上竖起这块里程碑，对中国而言，少说也花费了三十年的光阴。过去的三十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改开的三十年，也是西学重新东进的三十年，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神话的又一个三十年，在极度简化和极度夸张的意义上，则是美国神话的三十年。所谓“很大程度”，是因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这一神话；所谓“极度简化和极度夸张”，则是因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就是美国化”这一神话。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西方神话的全球化，在东半球为西半球所吞灭后，使地球只剩下孤芳自赏的西半球；而美国神话的全球化，则差不多将西半球也吞灭掉，只剩下一花独放的美利坚合众国。其结果，西方神话——这个行星的西半球化，使得圆整旋转的地球因为缺少了东半球而不再旋转，因而使得西半球也出人意外地停止了转动。而美国神话——这个行星的美国化，则使得仅存的停止转动了的西半球，进一步收缩为唯一的美利坚合众国，从而因为地球的急剧瘦身而使我们这个星球终于结束了其亿万斯年的行星史，忽然之间改变轨道，跃迁到近月轨道上，作为月球的卫星，围绕着月球开始旋转了。于是，2008年，对一个中国孩子来说，有两个神话讲完了。

明眼人一望而知，上述的描述本身，假如不是神话式的夸张，也是漫画式的渲染，童话式的想象，和现实的世界相去甚远。这种说话方式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从某个侧面来幽默地自嘲一番。它是一个中国外婆，讲给一个中国孩子的故事，一个关于《地球如何演变为月球卫星》的童话，或神话故事。

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以及社会主义在中国等国家一度陷入的危机，加剧了西方神话和美国神话的放大和传播。欧盟壮大和北约东扩，是西方神话的开疆拓土；而美国的单边主义推进，则是美国神话的萨克斯独奏。

在一曲曲的独奏声中，一些热爱美利坚民族、热烈地怀着美国梦的人们，也不禁生起一丝丝的孤独和忧伤。莫非伟大的美利坚人民，竟要放弃他们亲手缔造的美国梦了吗？莫非他们要亲手抛弃、踢开他们亲自倡议带领、亲手参与缔造的、越来越世界化民主化的联合国吗？难道他们对世界民主政治的梦想和信念，在世界范围内破灭了吗？难道他们对自己钟爱并为之奋斗数百年的伟大理想失去信心了吗？

这也使人们想起了西方从中世纪走出来转向近代的时候，一大批启蒙主义理想和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呼唤者、倡导者、领导人、追随者，面对着新式政府的国内暴政、对外侵略和野蛮殖民，曾经是多么失望，失落，甚至绝望。失望催生了改良，绝望则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初胜利又进一步从外部推进了资本主义的改良。资本主义的日益文明化是不应该忘记社会主义的功德的。反差强烈的是，在经济危机和金融海啸来临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度对《共产党宣言》的回忆，《资本论》的热销，反而是社会主义国度所难以看到的。同样，在一批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崩溃的时候，一些资本主义文明的享用者拥护者们也没有忘记提醒转型国家：在告别社会主义的时候，千万不要丢掉了社会主义的优点，那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为资本主义所吸收所借鉴的。他们没有忘恩负义，也没有过多地为狭隘的意识形态所左右。这使人们回想起，在那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近代，也正是那些“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14]。 而时至今日，在这个制度里，那样的一种活力和自由，仍然可以发现。特别是，当一个视人权为神圣天赋的《独立宣言》发表数百年的国度，终于放下了其种族歧视的沉重包袱而推选出合众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黑人总统的时候，不只是美国，就连世界都受到了鼓舞和激励，燃起了希望。与此类似，告别中世纪多少年来，对近代文明的反省，对“反叛中世纪”的愧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了一种西方新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让人深感良心不安的是：那射向中世纪的火力，曾经是那样情绪化，对上帝和教会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扫射。而当上帝为教会作了陪葬，一齐倒在血泊中之后，那通向近现代“文明”的“解放”之路，就显得尤其“血腥”，充满“奴役”。它就像一个梦魇，使人们仿佛看到了耶稣基督身背十字架，血洒耶路撒冷。哀莫大于心死。上帝死了，为此，人们付出了良心的代价。在这方面，近现代人的冲动和贪婪，和中世纪后期教会的专制和腐败，又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呢？所幸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糊涂，失去理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还是有着某种血缘关系，并时而微弱时而强烈地推动着资本主义的。

历史的演化是何等的类似！又是何等的不同！在东方，近现代西方文明闯进来的时候，许多骄傲的中国人还在中华帝国的美梦中酣睡。而当这种盲目的骄傲在外来新文明的野蛮冲击面前不堪一击、节节败退、陷入绝境之后，这种盲目自傲变成的盲目自卑，就出演了一场又一场不顾一切破罐破摔的败家子传奇，以及对华夏祖坟的全面挖掘和彻底捣毁。这时候，我们后人的无能，就全是祖先的罪过了。不同的是，西方人在反叛中世纪的时候，把目光投向了古希腊，也一度投向了中华文明。而那时候的中国反叛者，则少有西方启蒙时期那种上代恨、隔代亲现象，而是一股脑儿地全面清算；至于对西方的态度，许多中国人则是前倨后恭，完全失去礼“节”了。与此相反，许多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则是前恭后倨。但无论是前倨后恭还是前恭后倨，其间横着的万里长城，以及缺位的互信互尊，则是同样的。

比如，令许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一向标举民主自由的国家，为了所谓的“在华利益”，居然舍得抛弃自己的信仰这一根本的利益，居然抛弃了中国民主力量的代表、亲美学美信西方亲西方的孙中山，转而支持中国皇权复辟的代表袁世凯呢？这些中国人实在是太天真了。用毛泽东主席的提问方式就是问：“为什么先生老是打学生呢？”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从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历史看，这类事例并非个案，而是大量发生并且直到今天还一直在发生的事实。人们不得不怀疑一些资本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信仰的真诚度了。而假如这一做法正是资本主义信仰真诚度的最佳证明，那么对这种制度“在信仰层面的自我欺诈”的质疑，以及对由此而来的“信仰层面的内生腐败”的质疑，乃至对其自我信仰危机或信仰自杀的质疑，比方对这种信仰的“非普世性”（这是最吊诡的）、不可共享性、垄断性、手段性（比如作为殖民的手段而不是普世的目标）和自杀性（扶植反民主的力量）等等的质疑，对其从理想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衰变、从实用主义到机会主义的蜕化、直到战略的摇摆不定和核心能力的根本削弱等等的担忧，以及对其民族精神是否正在自我腐蚀的担忧，对其是否业已日薄西山的担忧，就不可避免了。

困惑的存在，影响到人们的沟通和信任。就中国人来说，随着共和国的构思、开创和建设，这一情况有了改善。特别是近三十年来，随着共和国改开的推进，随着共和国不断地自我反省和自我革命，不断地对外开放和勤奋学习，不断地沟通和对话，一些困惑消失了，一些误会化解了，一些信任增加了，甚至一些神话重新产生了。

基于自尊自信自修自助的互尊互信和互学互帮的氛围，渐渐出现。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平共处，和气生财，和实生物，和衷共济——中华民族这一切一切的伟大传统，渐渐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主流心态。随着民族精神的逐步康复，对外来文化的平常心态也恢复了，“不见外”的天性在回归。随着2008年中国外婆的西方神话对中国孩子讲完，西方各国在中国人的眼中，已经大体恢复了其正常国家的形象，与此同时，共和国的正常国家图象，也在国人自己的眼中调准了焦距。人们对那位讲述神话的中国“外”婆是不是时常由“圣诞老人”所扮演，也不去关心了。膜拜和傲视，迷信和挑剔，畏惧和恐吓，受伤和反抗，抨击和辩解，自大和自卑——在淡淡退去。礼敬和学习，信赖和自省，欣赏和提醒，修炼和感恩，倾听和协商，自信和自律——在淡淡涌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民族导师的这种自修自导自律自得自足自强，正在悄悄地，不紧不慢地，变成国人最大的内需，从他们的心底，源源不绝地生起，升腾，弥漫开来。

在一种神话说完的时候，华夏人懂得，这种神话，或者童话，它内在的生命力永远也不会老去。正如一个慈祥的仍然富有活力的成年人，永远也不会嘲笑自己童年的时光。他会始终怀着一种童趣，看着自己和邻居的孩子们，沉浸在幸福中，忘记了周遭的一切。这时候谁还怀疑，那个神话，其实并没有说完？这时候谁不相信，那个童话，正在一遍又一遍地复述，并且变新？就像古老的华夏神话那样？

在华夏古老神话重新开讲的时候，我们不必庆幸自己还没有老去，以致还有兴致陶醉在其中。在人间的谋略一个一个地出生、老死、老死、出生、再老死后，华夏神话洋溢着的那种超越时空、无拘无束的笃定和宁静，总是一如既往地展示着我们人类的神相，展示着神间生活是如何永远不受人间俗事的干扰，旁若无人地踩着自己的鼓点，歌唱着他们的《欢乐颂》——

与天为友，其乐无穷！

与地为友，其乐无穷！

与人为友，其乐无穷！

与我为友，其乐无穷！

这种神圣的欢乐是不可抗拒的。

她无上富足的信用是取之不尽的。

这种信用之所以无上富足取之不尽，乃是因为作为一种绝对的信用，它是无法再增添什么东西了。

我们可以试试，对“人皆可以为尧舜”这种信用，我们是否可以增添一点什么东西，哪怕一点点可以称之为信用的东西。

我们可以试试，对“我命由我不由天，人人皆可为天尊”的这种信用，我们是否可以增添一点什么东西，哪怕一点点可以称之为信用的东西。

我们可以试试，对“一切众生皆可成佛”这种信用，我们是否可以增添一点什么东西，哪怕一点点可以称之为信用的东西。

自然了，如果我们愿意将关于尧舜的信用称作儒家信用，把关于天尊的信用称作道家信用，把关于佛陀的信用称作佛家信用，或者将所谓信用称作信心，信仰，信念，或者任何一种别的什么名称——华夏人对于这种种的分别，向来是欢欢喜喜，听之任之，不置可否的。与人为友，其乐无穷——假如分别能够让我们其乐无穷，让我们的朋友其乐无穷，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假如不分别能够让我们其乐无穷，让我们的朋友其乐无穷，那又何乐而不为呢？其乐无穷的《欢乐颂》，对人的神性的无上信仰，是与一切的分别和不分别毫无关系，并且不可分割的。说毫无关系，乃是因为无论是分别还是不分别，都丝毫不可能干扰我们无上的欢乐。说不可分割，乃是因为无论是分别还是不分别，都必定带给我们无上的欢乐。

自然了，假如这时候有人产生了质疑，要问问华夏人：喂，小华，你敢说“人皆可以为上帝”吗？

这时候，我们最小的一位小华，那位公元2008年恰好两千五百五十九岁、俗名孔丘、小名孔小华的仲尼小朋友，就会做个鬼脸，假装胡须一捋，哈哈大笑说：“啊，啊，无可无不可，无可无不可，哈哈哈哈……”[15]

大哉仲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华夏人，带着你古老的神话，走向世界吧。

带着你无上的欢乐，穿上你全新的盛装，展开舞姿吧。

在你的国度里，从一国两制开始，一个前无古人的“制度民主百花园”，正在园丁们的美妙设计和耕作之中。

我们不怀疑你制度创新的无限潜能。“万物并育，大道并行”，正是你的本怀。

你也决不会用制度创新来表现自己，显示自己，催促自己，也不会任由这种创新来束缚自己，任其腐蚀、绑架、老化自己。天旋地转，物换星移，昼夜不息，万古不变。我们欣赏你与时俱进的自由，与时俱退的自在，与时俱止的自动。假如你竟然在纹丝不动的时刻横空出世，我们是不会惊讶的。

我们修炼中国功夫。在“一个世界，一种制度”的追求中，华夏人却在自己的花园里，怡然自得地浇灌着“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花朵——这时候，人们对你制度原创力的富有，是不大方便提出质疑了。当有一种制度忧心忡忡孜孜不倦地寻求着将你挤出这个世界从而实现天下一统的时候，你却满腔热忱地将这个试图将你挤走的制度本身拥抱过来，搂在自己的怀里，加以精心的抚育和保养——这时候，人们对你一视同仁的爱心，制度民主的信念，举世无双的包容，无忧无虑的自信和自在，以及对人类制度遗产的那份至诚和敬重，是没有理由表示恐慌了。

你以这样一种不声不响的方式践履着自己的民主理想，从而大大扩充了自己的制度资源。假如一个国家最大的战略资源不是其拥有的疆域、森林和矿藏，而是她的理想、信念、胸怀和民族精神，是她的理想、信念、民族精神和民族原创力凝结成的制度创新资源，那么，我们对于华夏儿女在未来将要创造的奇迹，以及这种奇迹创造力的持续迸发，是不会感到失望的。因为她的制度生态是丰富的，她的制度遗传基因不是单一的，而是百川归海，左右逢源的。这样的一种制度生态资源结构，无论在原创力和想象力，核心凝聚力，抗风险能力，抗打击力，抗病能力，抗灾变能力，新经济物种新经济族群的持续繁殖力等等方面，都是单一的制度结构所无法比拟的。“和而不同”就是生产力，这便是《中国经济学》的开篇寄语和学科定位。它将和《西方经济学》一道，走向珠联璧合携手同行的《人类经济学》，从而大大扩充着人类的想象力。家和万事兴，人类大家庭对多样化发展的期盼和需求，前所未有地增加了。

华夏人知道，当一种力量扩充到极致的时候，它的边际效用就走到尽头了。一种制度也是如此。当它所向披靡横扫一切之后，也就为自己加上了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垄断的唯一敌人，正是垄断本身。现代经济学的这一定理，在中国古人那里，是用“群龙无首，吉”这样的生活态度来应用的。要这种人去当老大，那是万万不可能的。这不是一个策略一个计谋一个花招一种软弱，而是一种战略，一种理念，一种信念，一种信仰，一种力量。“物壮则老”，“物极必反”，“天德不可以为首”，只是同一种信念的多种表述。“知耻近乎勇”（《中庸》），他们“不敢为天下先”[1]，正是他们的无上仁勇之所在。由于这些“不敢为天下先”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2]，因此，在危难的关头，他们总是自告奋勇，“当仁不让”[3]，“虽千万人吾往矣！”[4]

将共和国的这种多样化生态型制度架构，和阴阳鱼的太极图式做一个比附，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执两用中，在极富包容性的中和杠杆的激励和协调下，两极力量反而更有可能将各自特有的潜能发挥到极致，从而相互为对方提供多得不可胜数的良性刺激，避免或者减弱一方执意压倒另一方的恶性竞争，以及由恶性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心灵隔膜，精神损耗，良知伤害，亲朋反目，经济崩溃。良性的竞争，就如同由统一裁判统一规则调控的体育竞赛，公开地、无秘密地、友好地展示着人的本质力量，展现着人的美好、善良、真诚、团结、健康、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昂然向上的生机。“不打不相识”，人们将打出团结，打出欣赏，打出理解，打出互助，打出包容，打出敬重。这样的竞争是何等快乐！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中庸》）一旦制度的冲突、战争和相互提防讨价还价的谈判，变成了制度的竞赛、互助和相互信任与人为善的协商，一种崭新风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二者在同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中充满张力的互动，将为人类文明揭开全新的一页。这一点，虽然目前还不是十分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无法压抑的优越性将日益浮出水面，那时候，“神秘性”这个字眼，一定会重新进入人类的眼帘，把它作为描述东方，尤其是描述中国的一个最热门词汇。而这种所谓“东方神秘性”，只要将阴阳互含互转的太极图，和黑白分明的形式逻辑图式加以对照，就油然而生了。人们终于将发现：一个物质资源如此贫乏的国度，她的制度资源竟是如此的富足！上帝啊，你怎么如此偏爱着这样一个民族！两种制度的全球性战争和冲突，怎么一转手，就在一个国家的框架内，化为“不需要海誓山盟，原本是天作地合”的一场姻缘呢？难道一个国家内部的“制度全球化”，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实现了？就这样眼睁睁地完成了？难道“一个世界，一种制度”的美好理想，从此破灭了吗？

西方近代法学泰斗、资本主义法制奠基人孟德斯鸠在他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中，批评整齐划一思想的时候说：

“知道什么情况应当整齐划一，什么情况应当参差互异，不是更表现伟大的天才么？在中国，汉人守汉人的礼节，鞑靼人守鞑靼人的礼节；但是中国是世界上最追求太平的国家啊！如果国民守法的话，守不守同样的法律有什么重要呢？”[5]

2008年，对于修炼太极拳路的人们来说，是一堂极好的功课。经济危机所具有的正反价值，正如“危机”这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中国词汇所表达的，考验着我们对于人性的洞察，对于一个幸福社会的展望和一种理想生活的构想，究竟是怎样的。2008在考验：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个那样富庶和文明的国度，她的国民是如此地富有教养，优雅得令人羡慕，懒散得令人妒忌，民主得令人咋舌，她的企业是如此地高耸入云令人仰视难见其顶富可敌国，居然可能在一个早上轰然倒塌！从政府到国民，从国内到海外，无数的人们在急切地收看新闻，实地考察，开出药方。然而真正号准脉搏的好中医， 似乎并不多见。就是号准了，又有多少人相信呢？就是相信了，又有多少人敢于痛下针砭、壮士断腕、凤凰涅槃、起死回生呢？何况中医本身已经重病缠身很久了，它的信誉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是一般的思考习惯：跟风。即便在一个崇尚创新的时代，跟风也会成为人们的思考习惯，于是大家就紧跟创新之风了，并且尝到了创新的苦果，招来这样那样的海啸和风暴，于是又把一切的苦难归咎于创新，开始了新的病症的轮回，而病根却可能依然故我、一仍其旧、倚老卖老、不肯退位。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具有刚性，能上不能下，唯一的结局，就是由于自己微弱的体力和臃肿的体质不成比例，终于不堪重负，在一声惨叫中倒栽下来，脑浆迸裂，告别人世。“轻轻的，我来到这里。轻轻的，我要走了。我轻轻的，挥一下手，不带走，一片云霞。”这样沉重的诗句，是再也没有时间吟诵，就任它去成为空前绝后的传世之作吧，就任由我的崇仰者们用大理石雕刻在我的墓碑上吧。中医的命运，也没有什么不同。中医下沉的时候，人们会滥打中医，正所谓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而中医恰恰可能在这种“不可救药”的滥打中歪打正着，击中穴位，恢复“中气”，重新“站起”，从而公开了“久病成良医、自我得康复”的祖传秘方。

下一步，就轮到热烈的乃至令人疯狂的追捧了。随着包医百病的广告铺天盖地，讲座遍地开花，神医誉满全球，中医的下一个噩梦也就开演，他的华丽寿衣已经备齐，只等着不知哪一个子夜被慌忙拖进某个江湖郎中的诊所，一命呜呼，寿终正寝。而真正的中医，是和这一切的一切完全无关的。他们健康快乐地活在那里，独善其身，并没有中医的职称和头衔，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是如此。只是如果我们只凭制服、学位、职称、收入、车款、首饰、别墅、奖状、商标、印章、国籍、肤色、流行和时髦来识别这个世界，我们的这个毛病，这种痼疾，乃至绝症，是无论什么神医都无法疗救的。而关于中医将要绝种的担忧或预言，说明我们复杂的头脑，对于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一种简单到“落地生根、沾土即活”的生活方式，是多么陌生。其实，真正的中医，只是一种简单健康的生活方式罢了。而如果我们习惯于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那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人权。我们的确不必担忧：复杂之返回简约，绚烂之归于平淡，就如同重力空间的自由落体定律那样，是一种必然。这就是为什么在简单的人们那里，中医已经简单地、毫不费力和无忧无虑地流传了万千年，并且还在这样简单地、毫不费力和无忧无虑地流传着。

实际上，中医这个概念，在这里是完全不必要的。人类的真理，包括医学的真理，并没有什么国界。从共和国建设的初期教训走出来的中国人，如果他们对大锅饭和铁饭碗的“慈悲”造成的“新型剥削”和“新型掠夺”记忆忧新，如果他们还记得“慈悲”和“公平”的大锅饭和铁饭碗曾经如何违反我们善良的本意，惯坏了一个英雄民族的优秀儿女，如何将一个民族的艰苦奋斗精神消磨得奄奄一息，那么他们对于当前西方伊甸园的山洪暴发水土流失，一定有一个对症的“秘方”。实际上，我们看见，无论东方西方，持有这种秘方的人，都是有的。只是他们的声音过于弱小，被讳疾忌医的病人的惨叫，被焦急万分的病人家属的呼唤，所淹没了。“不信自然无以明。”假如病人和病人的家属都讳疾忌医，都反过来指挥大夫，那么再好的大夫，再好的药方，都无能为力了，这便是良医为什么“独善其身”，徒呼奈何。“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6]人的病根并不是那么难以发现难以根除，只要我们从《大学》的“格物”课程“学”起，从革除物欲贪欲“做”起，就会明白，就会“致知”。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放弃那种自杀性的生活方式，那么即使华佗再世，他也将像遇到曹操一样，急欲逃之而后快了。毕竟，假仁假义假装慈悲的华佗们，是多么不忍心剥夺“我们选择自杀”的人权，强迫我们对自己负起责任，尽到义务。良医医病不医命，人的命运，包括健康和幸福，从来都不在别人手里。这便是自由的本义，人类的希望，绝对的公平，永恒的正义，幸福的根本，残酷的现实。那么，让我们放声歌唱吧——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中医大夫。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自然不能把当今西方世界的病根完全归入社会主义曾经犯过的病症：大锅饭和铁饭碗。让我们回到同样一个市场经济，用同样一套市场经济学语言来叙述当前的全球危机。我们要问——

面对众多的发达国家，作为非常不发达的共和国，这些年来的飞速发展有什么优势可以依靠的呢？

中国速度（极快）。

中国速度靠什么呢？

中国价格（极低）。

中国价格靠什么呢？

中国成本（极低）。

中国成本靠什么呢？

中国需求（极大）。

中国需求靠什么呢？

中国积弱（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积弱因为什么呢？

中国懒散，傲气，固步自封（老大帝国，天朝第一）。

中国懒散，傲气，固步自封因为什么呢？

中国引以自傲、令人羡慕的富裕（康乾盛世）。

……

这样一种极端简单的勾勒，难以避免片面性，其漫画式的缺点非常明显。民族精神的炼狱和重塑，发展道路的探险和肉搏，民族身份的再生和自宫，都达到了空前的激烈程度——这一切，都是上述漫画所忽略了的。而假如略去了这些要素，我们看到的，就只是一般市场经济的起伏轨迹，民族和国别的特质是隐而不显了。虽然如此，我们却可以从中领悟当前世界金融海啸的某些来龙去脉，不禁要为共和国的未来捏一把汗了。这还不是什么“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类的担忧。真正让人放心不下的是：假如富国最大的弱点就是它的富裕，穷国最大的力量就是它的贫穷，那么，假如某一天终于眼看着一大批富得流油的大国，有如当年的大清帝国那样，一个一个地倒下去，倒下去，而无论多么伟大的智者和神奇的力士都统统一筹莫展，无力回天，或者眼看着一招制胜的杀手锏因为太需要自我牺牲精神而无人敢用，只好晾在那里无人问津，转而依靠拆东墙补西墙的小打小闹苟延残喘，就算有苦不堪言的灵丹妙药也宁死不服，而宁可选择一种不痛不痒自我麻醉的安乐死方式，了却此生——假如这一切同样就是共和国发达之后的未来图景，那么，稍有一点远见的人们，怎么不会展望前途，摇头叹息，预感到发达的空虚和成功的无聊呢？

呜呼！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我们想起仲尼的教导。“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确，也许我们可以说：“一个一个地倒下去，倒下去”，这样的说法未免耸人听闻。尤其是，这种话由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民讲出来，简直有点爱管闲事，杞人忧天。我只管今天我有大财发就够了，“我死后哪管你洪水滔天！”我穷了这么久，现在轮到我了！假如一个国家的领袖人物这样想，还不算太大的危机，而假如一个国家的国民和企业家都这样想，那就让人绝望了。那样，“富不过三代”将成为铁律。于是，在迅速的暴富之后不久，虽然还不至于“现在轮到我”，却可能很快轮到“我”们，其中，就有“我”们自己的子孙。而一个不顾子孙后代死活拼命发财的人，也将很快断了自己的财路。这时候，我如果还稍有一点自爱，恐怕也会“眼前无路想回头”了。

我们最具风险的思维方式之一，就是这种轮回的思维。“现在轮到我了”——就是这种思维最常见的句式。“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的一种中国特色，是再也不需要敝帚自珍了。当这种模式作为神秘的“太极天体”旋转起来的时候，所谓“东方神秘主义”，便在海内外激起了想象，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东方热”。人们陶醉在其中，击鼓，起舞，碰杯，转悠，忘乎所以。我们所忘记的，乃是太极图后面那只“看不见的手”——无极。

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这种轮流转悠的思维，如同冷战思维一样，是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全球化一方面不断将国家提升到全球层次，凡是不跃迁到这个层次的国家必将落伍；一方面还将企业，乃至个人，也提升到全球层面，一切不跃迁到这个层面的企业和个人，也将落伍了。如同一个国家内部不断地通过城镇化城市化，而将乡村远远抛在后头那样，全球化的初期演进，也是将最先全球化的国家提升为全球的城市，而那些落后的追赶国则沦为全球的乡村。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和东方经济学（其中包含中国经济学）的轮替，也将由于其转悠到本轮“东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担任引擎”的关头，而停止其继续转悠的冲动，启动其《全球经济学》学士论文的开题。

不过，在停止其继续转悠的冲动之前，这种轮流转悠的思维，还有其暂时的价值。因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的学术等式还没有彻底颠覆，“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的学术不等式还没有求解，在很多人那里甚至连公式都没有列出。在学术的天平上，一个短暂的新等式不可避免，而且必要。“经济学＝东方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东方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经济学”的学术等式，作为一篇《东方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的小学生论文，是有必要完成毕业答辩的。虽然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这个新的经济学等式的提出和求解，正是为彻底颠覆它而做的准备，为它日后的大学之道所做的铺垫。

还需注意：这里所谓经济学的东西之别，并不是一种地理的分野，而是纯粹学术或文化意义上的，虽然其基础离不开地理，并且首先是从地理根据出发的。在这个意义上，近现代日本国的发展发达，其学术成就基本上不属于这里所说的东方经济学范畴，而是属于西方经济学范畴。这是日本近代开始的“脱亚入欧”的国家战略所决定的，也是国际上一直将近现代日本看作西方国家的理由。

作为西方经济学在东方的开路先锋，日本的发展发达，既最先享受了西方经济（学）的利好，有时候是暴利；也最先承受了它的债务，有时候是血债。她既收获了西方经济（学）的战利品，也深受其累累的枪伤之害。外在的枪伤虽然痛苦，究竟还容易抚平。民族精神的内伤，则沉重万分，甚至莫可名状。这好像在提醒战后的人民：读不出西方经济学的火药味，就不能读懂西方经济学，也读不懂世界近现代的历史。“商场如战场，战场即商场”，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最像是最先读出西方经济学火药味的一批东方人。不过，也许他们只是匆匆读懂了其利好的一面，而没有细细读懂其债务的一面，于是就和西方经济一同陷入债务危机了。所谓一同陷入债务危机，也意味着，西方经济学的债务面，不一定为西方经济学人所领会，正如其中的火药味，可能是“看不见的”。这个学术公司的损益表，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不真实的，虽然在西方经济学人的眼中一直是真实的。这就需要殖民经济的崩溃来修正这个损益表了。既然有这样内在的历史需求，这样的修正果然也就历史地生产出来了。于是，殖民经济的崩溃，殖民债务的浮出水面并缓缓进入损益表，一方面，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大修正，把西方经济学慢慢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它越来越文明，越来越闻不出火药味，越来越散发着玫瑰花香；另一方面，也大大违反人们意志地验证了“看不见的手”之伟大英明，从而“出人意外地”展示出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力量和远大前程，而其实，这也是在“看不见的手”这个情理“之中”的。后来，连环境债务也开始进入损益表了。而当世界步入全球化的时候，随着西方经济学垄断地位向东方经济学垄断地位的“看不见的”转变，作为西方经济学基础的“看不见的手”，就进一步夯实了其基础，从而获得了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绝大利好，在东方经济学的真诚邀请下，与东方经济学一起，款款步入全球经济学俱乐部的旋转舞厅，忘却了南北东西。

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东方学生，日本的舞步，眼下还没有这样轻松和平稳。有一些疑问还悬在心头，需要解答——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东方学生，为什么承受的痛苦比先生还要大？为什么那几乎无法承受的“心灵原子弹”，像噩梦一样在一个民族的心灵上空持续爆响，其遮天蔽日的阴霾久久挥之不去呢？为什么一个民族要通过一个城下之盟，跪在地上照单领取一个外来的民主宪政，不得不让自己的国土沦为一个军事殖民为后盾的宪政殖民地呢？为什么在经济上越是富庶，在世界舞台上抬起头来的渴望就越是急迫呢？为什么有人特别埋怨麦克阿瑟，从而特别埋怨美国，认为正是这位美国将领代表美利坚，让日本沦为一个“历史债务国”，使她在西方世界长期抬不起头来，在东方世界长期挺不起胸来呢？为什么美国的麦克阿瑟，要为日本的天皇隐瞒战争罪责，从而在国际法庭上审判日本战犯时公然玩弄国际法制，并在这样被恣意蹂躏的法制基础上强行建立起日本战后的“民主”政体呢？为什么所谓民主国家的民主政体不是由“本国人民做主”而独立自主地创立，而是由外国势力强加而被迫确立呢？难道一种殖民的民主，一种被殖民的民主，竟可以称为民主吗？为什么主动选择的西式体制没有“站起来”，最后却反过来为外部强行输入的西式体制“压下去”呢？为什么向外的殖民之路走到最后变成了被列强所殖民呢？为什么心灵殖民、宪政殖民和军事殖民，比土地殖民、经济殖民更为惨烈、更为持久、更加痛入骨髓、更加难以摆脱呢？为什么作为最先挤进西方列强崛起队伍的东方国家，在如今东方崛起的时代里，至少在精神上，文化上，也即一个民族最核心的力量上，反而成了东方崛起队伍中的落伍者呢？伟大的日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在完全的意义上，彻底还清她的历史债务，彻底解放，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最终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轻装前进呢？

在日本的西海岸，有一个古老的国度。她数千年的发达繁荣，虽然近代以来连很多华夏人都不肯承认，却在日本的历史上刻下了印记。这种繁荣发达曾经作为华夏人的资本，记载在东方经济学教科书里，作为案例，宣讲在东方和世界诸多国家的讲坛上，课堂里。而一旦作为一种骄傲的资本，我们古老的东方经济学，或者形象一点说，中国经济学公司，就开始入不敷出，转为负债经营。一种东西，究竟是资产，还是债务呢？这是经济学需要研究的。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同样一种东西，当我们谦谨好学的时候，它是资产，当我们骄傲自满的时候，它就变成债务了呢？这也是经济学需要研究的。不过，在西方经济学进入东方视野的时候，日本人学习之快，之好，却是华夏人自愧不如的。于是，究竟是原创力更具有生产力，还是学习力模仿力更具有生产力，长期以来成为了热门的经济学课题。很多人似乎发现，一种原创力带来的惰性，常常大于一种学习力的惰性。越是我们原创的东西，我们就越是舍不得放弃，不像学来的东西那样，有用就学，没用就扔，包袱少一些。假如是这样，中国在近代的落伍，正好是受制于历史原创力过大之苦。而日本，则是得益于其学习力之便了。

一个富有原创传统的中国，虽然她的学习力一直非常卓越，她的传统里面虽然一直不断地吸收着外来的文明，但是到1840左右的中国历史，基本上还是一部原创国的历史。她的独特性和原创性，乃是最为根本的。尤其是我们注意到她这种一直创发、传承、延续下来的传统，注意到这种几乎没有中断的、独一无二的文明，我们对其原创性和独创性，一定是印象深刻，无法磨灭了。由此可见，其学习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解放，是必须归功于西方文明的。如今，看看中国大陆和全球6000万华人的生活，从西服领带到肯德基，从别墅到摩天楼，从地铁站到深水港，从摩托到飞船，从黎曼几何到数理逻辑，从计算机到互联网，从巴赫到麦当娜，从钢琴到摇滚，从克隆羊到股市风云，从潜艇到经济学，从汉语拼音到English，从圣诞节到教堂证婚，从CT到中医大夫的“望”西、“闻”西、“问”兮、“切”兮，从末代皇帝亨利·溥仪到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看看这一切，人们是难以否认，华夏人已经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盘西化了吧。甚至他们的头发也在染红，染黄，染白，鼻梁在垫高。连他们的遗传基因，也正在通过日益加速的通婚在漂白。唯一剩下的中国元素，好像只有黑眼睛，黄皮肤了。而这两点的突破，也不是什么难事，除了通婚带来的遗传基因的内在作用外，只需一两项小小的外科技术创新就可以解决了。毕竟，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历来就不缺乏。

可是，还剩下一门课程没有学完，使得中国人非常之不同于西方，而仍然保持着他们似乎地地道道的中国味。这门课程，就是《西方民主基础教程》。不过，这种说法也不一定准确，因为，中国学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一种文明，一种民主。在这个意义上，西学在中国，的确已经是全盘化了。不过，这方面的看法，是更加充满分歧，难以统一的。因此，对共和国正在创建的基本框架，也有各种的称呼。一类称呼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家社会主义，另一类称呼则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儒家资本主义。如此等等。

这样看来，西方文明向着中国的进攻和拜访，早已无数次地跨越了万里长城。西方的文明，早已在华夏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在，西方文明在万里长城之外唯一剩下的最大一支队伍，好像便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按照大战思维、冷战思维和抗战思维，这股由西向东进发的势力，可以称为“后续部队”或“殿后军团”；按照后冷战思维、“和平思维”和“合作思维”，可以称为“和平友好访问团”。不过，历史的切割并没有这样明晰。

虽然西方民主人士对民主的孙中山和帝制的袁世凯的区别待遇，曾经令中国人惊讶无比，以至直到今天，虽然是恍若“昨夜的，昨夜的星辰，已坠落”，却依然记忆犹新，以至国人常常怀疑起这些西方人本身，对于民主，是否真诚，但是共和国一位开国元勋的战地诗篇，却早已道出了华夏文化的另一层秘密。这一壮丽的战地诗篇，乃是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所作。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帝国主义殖民战争的铁蹄下，产生了如此和平安详的诗作，实在令人惊叹。一个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一个正在发出最后吼声的民族，一个冒着侵略者的枪林弹雨前仆后继的民族，一个视死如归的民族，他的伟大统帅竟然在弥漫的硝烟中，如此轻松地吟诵着诗篇，没有丝毫的复仇意识，没有丁点的怨天尤人，而是一派“天地人和”的激情飞扬，一曲“四海一家”的放声高歌，那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奇迹啊——

横空出世，

莽昆仑，

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

江河横溢，

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

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7]。

实践出真知，凡事要实验，功夫需交手，有舍方有得。走向新时代的华夏人，舍得放下任何东西，因为她的先贤们，就是以“无极”、“空”和“无”等等作为他们横空出世的舞台，阅尽人间的原理，自由航程的指南和无拘无束的传统，作为慈爱的父辈留给孝顺子孙的“一笔分文不留的遗产”。而她的孝子贤孙的最大孝心，就在于继承这一笔一无所有的遗产，一往无前地重新开拓他们自己的创世纪。在这个民族的心目中，没有什么教条不可以放弃。即便我们把所谓“无极”、“空”和“无”之类的说法当作教条，那么我们的先贤在说出这些东西的同时，已经自动放下了这些东西，刹那之间，横空出世。于是，一个不讲传统的民族，竟开创了不必强调、无法割断的民族传统；一个不见外的民族，却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内涵。“大道泛兮，岂可左右”，她的源头活水奔腾不息，不可牢笼。无论什么学说，都可以拿来试验一番。无论什么方案，都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一番。无论什么对策，都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西方民主制度学的课程，中国人也是这样学习的。如果西方人曾经有过不让中国人学习的努力，那么，这并不是我们不学习这种民主的理由。别人让还是不让，不应该影响一个寻求真理追求幸福的民族的独立思考。而没有独立思考，所谓民族独立就是天方夜谭了，不管这个民族实施的是何种制度。在探索华夏复兴道路的历程中，正是这种不带任何成见的独立思考精神，构成了近现代华夏复兴史一份最为宝贵的遗产，使国人可以无牵无挂，乘风破浪，驶向未来。因此不难发现，在华夏复兴的近现代史上，那些民族精神最为纯粹的人们，大量大量是饱读西学出身，甚至曾经一心希望并积极投身于全盘西化的。他们说起西方的宝贝来，往往如数家珍，其热爱的程度，即便和纯种的西方人站在一起，也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当他们对着华夏的传统亮出宝剑，其出手之不遗余力，出言之无所顾忌，出招之娴熟精准，同样登峰造极。在这些人看来，假如一种祖传的功夫，被三拳两脚打翻在地，这种功夫还值得保留吗？“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8]少林功夫的神髓，就表达在这句口诀里了。它“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庄子·齐物论》），它“既已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老子·第八十一章》），边际效用递减律，在这里失效了。

在这样的心态中，将没有什么包袱可背，标签可贴。西方现代民主政制的奠基人，法兰西法学圣殿上的天王巨星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这一具有永恒魅力的开创性法学元典中，谈到英国政体时，这样说道——

试读塔西陀的伟大著作《日耳曼人的风俗》，就会发现，英国人是从日耳曼人那里吸取了他们的政治体制的观念的。这种优良的制度是在森林中被发现的。

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终结，我们所谈的这个国家也终于有朝一日会失去自由，也会陷于灭亡。罗马、拉栖代孟和迦太基都已灭亡得干干净净了。当立法权比行政权更腐败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要灭亡。

探究英国人现在是否享有这种自由，这不是我的事。在我只要说明这种自由已由他们的法律确立起来，这就够了，我不再往前追究。

我无意借此贬低其他政体，也并非说这种极端的政治自由应当使那些只享有适中自由的人们感到抑郁。我怎能这样说呢？我认为，即使最高尚的理智，如果过度了的话，也并非总是值得希求的东西，适中往往比极端更适合于人类[9]。

这里表达的，正是一种自由的心灵，法的精神。自然了，我们今天自由地读到这部著作的时候，是可以自由地受其启发，自由地不受其干扰的。中庸之道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专利。作为宇宙的根本大法，或到处都有的公道，自古以来，它到处都在被发现。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位中道主义者。虽然他的中道，和孟德斯鸠的中道，以及孔子、曾子和龙树菩萨的中道，不一定完全相同。而当年曾经支持袁世凯复辟、反对孙中山掌权、不主张中国马上实施西方民主政制的西方民主人士，据说其依据也是所谓“中国国情”。这使得中国当时的一些亲西派民主人士，感到深深的遗憾，觉得这些老外怎么如此短视如此实用主义如此喜欢投机，竟然被袁世凯收买，拿所谓中国国情当作借口，去保护他们眼前的既得利益，而牺牲了中国和世界的民主前程呢？

与其执着地预言未来，不如问问当下的我们，信心是否足够。三十年河东，刚刚过去的三十年，我们如火如荼地上学。三十年河西，正在开拓的三十年，我们如火如荼地创作。不过，创作时代的到来，并不是学习时代的结束，而是它的大扩展和大深化。因为，只有创造性地学习，只有在创作中学习，才是学习的最好方式。因为我们的课本，都是先人给我们创作出来的。如果我们亦步亦趋，邯郸学步，那我们就根本不是在学习先人，而是在亵渎他们了；就根本不是在孝敬父母，而是在忤逆他们了。无论我们的先祖，是西方的先知，还是东方的先师。在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我们的课程还只有西学，而没有东学没有中学，全球大学的校长会让我们毕业吗？不会。连她的小学校长也不会。在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我们还是把English当作外语，把汉语当作国语，全球语言大学的校长会让我们毕业吗？不会。连她的小学校长也不会。在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我们还是把基督教只当作西学，把儒释道只当作国学，全球文化大学的校长会让我们毕业吗？不会。连她的小学校长也不会。在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我们的创业课程还只是再造一个华盛顿，发布一部《人权宣言》，修订再版一部《世界人权宣言》，而不去开创一个新北京，发布一部《中国义务承诺》，携手世界共创一部《全球义务承诺》，全球政治大学的校长会让我们毕业吗？不会。连她的小学校长也不会。在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我们的金融课程还只是一心要在上海再造一条华尔街，管理课程还局限于在中关村再造一个硅谷，而不去开辟一个儒商上海滩，营造一个华夏飞天宫，全球金融大学的校长，全球管理大学的校长，会让我们毕业吗？不会。连她的小学校长也不会。在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我们的体育考试还只是采用奥林匹克式的标准，而没有中国功夫学养生学的衡量，全球健康大学的校长会让我们毕业吗？不会。连她的小学校长也不会。在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我们的大夫还只是朗诵《希波克拉底誓言》，而没有诵读《黄帝内经》，全球医科大学的校长会让我们毕业吗？不会。连她的小学校长也不会。在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我们的辩手还只是熟谙亚里士多德的严密推理，西塞罗的滔滔雄辩，而没有庄生的口若悬河，龙树菩萨的无碍辩才，全球辩论大学的校长会让我们毕业吗？不会。连她的小学校长也不会。

全球大学俱乐部，全球创业欢乐谷，需要建设无比丰富的文化生态园，经济生态园，政治生态园，语言生态园，艺术生态园，体育生态园，养生生态园。如果全球化时代给人类提供的只是一张西学考卷，这样的课程生态学术生态不是太不够全球化了吗？不是太单调，太脆弱，太容易伤风感冒、忽然窒息吗？如果全球化时代，人类种植的只是漫山遍野一望无际的西葫芦，这样的生态园不是太单调，太脆弱，太容易感染和传播疾病，迅速绝迹吗？

为了人类的健康，人类需要中国，需要一个创业的中国。

一个创业的健康的中国，对人类的健康是有好处的。

中国的健康，是需要融入人类文化生态园、经济生态园、政治生态园、语言生态园、艺术生态园、体育生态园，在其中汲取养分，谱写新歌的。

一个全球化的中国，也即一个汲取各国精华的新中国，是最有利于中国健康的。

然而，上帝造人工程的高新技术诀窍，却总是秘而不宣。

当我们忧心忡忡，生怕丢失了大国宝，流干了母亲河，停吹了中国风，陷落、挣扎在华夏文化的大断层中，展望前程无路，叹息后继无人时，一代全新的华人却已经临盆了。

当我们埋怨孩子们不孝不敬忘了祖宗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发现，原来我们对自己的产儿，竟然那样陌生。我们不安地躺在产床上，焦急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质问大夫——

这是我的儿子吗？

这是我的女儿吗？

这是我的宝宝吗？

你们没有搞错吗？大夫？

是不是有人调包了啊？医生？

我们对大夫的质问，说明我们对自己生产力的宏富，还没有信心。我们对大夫的质问，说明我们不敢面对自我，不敢大声质问自己。我们对自己亲身参与的创世纪，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以至于在史无前例的创作中，一时迷失了自我，却把这种自我的迷失，投射为对自己产儿的狐疑。于是，不认识亲生儿女的爹娘们，总觉得儿女们不认识爹娘。然而，“既然你不孝，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这样的气话并不解决问题。因为毕竟，血浓于水，上帝缔结的血缘，是谁也无法割断了。

上帝与你同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然而，当上帝把他的伊甸园改名为创业园的时候，我们却如丧考妣，魂不守舍地哀叹：唉唉，上帝死了！孤儿们，背起行囊，浪迹天涯去吧。

我们的忧虑也不是毫无根据。

珠穆朗玛峰顶冰雪的融化，黄河的断流，大草原的沙化，吸毒，贩毒，金融诈骗，物种灭绝，如果都是西来原罪的浸染，那么这个不知反省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共和国的科学发展观并不是无的放矢。不过，最令人寒心的还不是物质和金钱领域的堕落，也不是官场的腐败和商界的原罪。因为，从历史上看，有人认为：哪怕最黑暗的时代，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总是要求坚守到最后。他们即便不能出来力挽狂澜，也至少可以洁身自好，孤芳自赏，独善其身。因此，当一个社会的知识界对学术猪肉注水，文凭通货膨胀，论文黑市交易，学校基建回扣，校办产业黑洞，都早已习以为常无动于衷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三步一策五步一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时候，一些人的绝望，尤其是许多家长和孩子的绝望，也即一个民族对未来的绝望，就达到顶点了。

另一些人则远没有这样悲观。

在他们看来，在“西方亮的时代”里一直慢半拍的那个民族，曾经因自大老朽而一再挨打的那个国家，在如今“东方红的时代”里，居然可以快半拍了。

在他们看来，昔日学习力的不足，很快为今天创造力的充盈所提升；昔日学习的迟缓，正在为今天创造的迅疾所加速。

他们惊讶：当一个民族的学习力终于为她的创造力所炸开的时候，这个民族的学习力，竟然如此的汪洋恣肆！

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发现：学习一门课程，最值得学习的，是这门课程的原创精神和独创风范。这门课程是怎样创建的呢？它提出了什么独创的问题？它是为了满足什么独特的需求而设问而设计的？它独特的解决方式是什么？这一切产生了什么后果？是否还有其他的解题方法？甚至其他的提问方式？它们和历史的联系是怎样的？它们的实施需要什么条件？当这些条件改变的时候，需要做出哪些调整，甚至革命？假如颠覆这门课程，是否可能？假如颠覆这门课程，需要做些什么？

他们有一种隐隐的感觉：西方的原创传统，更多是核裂变式的；中国的原创传统，更多是核聚变式的。

他们感到：在前全球化时代，核裂变方式的原创力“可以”高歌猛进；在全球化时代，核聚变方式的原创力“必然”气吞山河。

在他们看来：在前全球化时代，可以没有核聚变方式的原创力；在全球化时代，不可以没有核聚变方式的原创力。

他们有一种预感：前全球化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不同，裂变式原创时代和聚变式原创时代的区别，是一个以竞争为主，一个以合作为主。

他们感到：全球化时代的各国，将会越来越积极求异，侧重求同；积极辩论，侧重协商；迎接冲突，侧重冲和；积极备战，侧重和平；尊重权利，侧重义务；努力分析，侧重综合；追求自由，立足自在；尊重个体，侧重整体；发展法治，侧重德行；推进法制，侧重礼让……

他们想建议共和国：鉴于上述动向将要成为正在成为一种时代主流，一种世界各国有意无意推动着的时代趋势，共和国需要为此复兴民族精神的自觉，更需要复兴人类精神的自觉。

这两种精神自觉性的复兴，也是精神的再生和原创。

说是复兴，是因为这两种精神并不是外来的，而是我们原本具有的，或者本来蕴涵着的。说是再生或原创，是因为人类万千年的发展，第一次具备了共同书写同一部全球发展史的条件；是因为我们在这种可能性面前，意识还不够自觉，准备还不够充分；是因为西方布置的作业，我们还没有完成。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是在西方布置的作业中忙碌。激烈些说，我们长久以来是处于一种应战状态，面对的是西方的挑战。缓和些说，我们是长久坐在应试桌前，回答着西方考官设计的考卷。我们仿佛成了补课迷，竟然没有空闲时间，来为自己设计一门自主创业课程。学校的应试功课太紧张了，我们只好把学校的作业带回家里，继续补习。我们跟着老师走，已经很久很久了。我们试图“超过老师”的那种“创新”冲动，也不过是希望比老师长得高些，长得胖些，长得帅些，穿得俊些，吃得好些，走得快些，玩得酷些。“更高，更快，更强，更酷”，就是我们的运动理想。在奥林匹克精神全民化的时候，我们的功夫口诀和养生智慧是隐士化了，甚至贵族化、神秘化了。我们的舞步，似乎早就失去了自身的节奏，并已经习惯成自然。因为我们一向听到的舞曲，都是出自西方的乐人。而当西方的乐迷希望听到我们东方的民歌时，我们就只好打开西方的“中国通”录制的光碟，开始假唱了。更加令人揪心的是，在这样的假唱中，我们甚至产生了一种幻觉：“中国的时代已经来临，21世纪是我们的”——我们就这样继续出演着保留剧目《阿Q正传》，在票房收入陡增的狂喜中，恢复了我们的文化自豪感，而把我们民族的“叛徒”鲁迅先生，抛弃在一片荒《坟》里，以便心安理得地继续剽窃他的《阿Q正传》创作权，克扣他在这一剧目演出中的工钱，理由是：“我们不认识这个人。”我们就这样给我们的祖上，鲁迅先生，留足了面子。因为毕竟，谁都知道，《阿Q正传》的原创者，并不是鲁迅，而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怎么好意思辱骂咱们祖上剽窃了咱们呢？哼，从前我们“鲁伯”，比你们阔多啦！

作为全球化早期进程中的“农民工”，我们漂流在“城市”，希望挤进西方——这个主流社会。“村里”的自有土地，是早已荒芜了。在我们远离故土太久，以至记忆都渐渐模糊之后，在城市的高楼正在倾斜，交通日渐拥挤不堪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家乡的土地由于长期的休耕正在恢复它的肥力，因而“西红柿民们”正在为尽快转为“东家村民”、“地球村民”而焦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什么触动。我们好像麻木了。东方红时代的到来，使西方人，似乎又一次成为预言家、领跑人和弄潮儿。只是在西方人的敲打下，我们才渐渐醒来，睡眼惺忪地打着哈吃，望着窗外东升的旭日，记起一点点我们“东家”的事情。我们早就“弄丢”了我们的家谱。这时候，我们来到华尔街——

“哈罗，are you a Japanese？你是日本人吗？”一个西红柿民问。

“O，O，这个，这个……今天天气……哈哈哈……”我们一时语塞。

只好一边夹杂着西红柿语，一边脸红，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我们为自己的乡巴佬出身感到羞愧。我们一心想望的，就是“全球城市”的居民身份证——×国绿卡。而当我们领到绿卡，衣锦还乡的时候，是一定要回到“村里”看一看，孝敬孝敬父母的。

这种情况令人心痛。

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有一种潮流，一直在涌动。

这样一种潮流，可以取个名字，叫做“通”。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中医的这条诊疗原理，强生法则，正在推动一种“通潮”。

这种“通潮”的一个浪花，就是海峡两岸的三通进程。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中国海峡两岸的三通问题，正是源于一种当代“中国痛”。

与这种当代“中国痛”恰好对症的良方，正是“中国通”。海峡两岸需要通邮，通商，通航。

我们正在运用古老的中医，对我们民族当代的顽疾痛下针砭。我们没有忘记《黄帝内经》那“天地人”打成一片、彻底贯通的中医原理；没有忘记“天时、地利、人和”的三味解药；没有忘记英明的黄帝作为治国巨匠，也是养生名师，治病大夫，医科学子，也是一位古老的中国通才；没有忘记中华民国开国总统孙中山先生、文坛巨匠鲁迅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原是医科学生，也是横跨医学界、政界、文学界、思想界等等的通才；没有忘记随身携带着良医治病、良臣治国、良将治军、良师治心的中医通行证，游行在华夏大地上。

因此，当我们哪里一痛，我们不必非要以为那里一定有个病魔在入侵在捣乱在杀人放火，非要竖起耳朵，擦亮眼睛，顺藤摸瓜，跟踪追击，一拳击倒，五花大绑，开庭审判，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在这个现代化的时代，我们也不必老是这样只做一种思维，我们也不妨试试我们祖传的秘方。海峡两岸之痛，那个魔鬼在哪里呢？也许有，在西医的思维看来。而且我们越是相信这一点，那个魔鬼的形象就越是生动，其动作就越是诡秘和残暴，我们也就越有理由来兴师问罪，直到将其缉拿归案，当啷入狱，绳之以法。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试一下中医，那么在中医眼光里，这些所谓的病魔往往是不存在的。我们只需要揉一揉，扎一针，舒筋活络，开心通气，我们就自我康复了。人还是那个人，物还是那些物，只是将门钮一按，窗纸一捅，则门户一开，就前后对照，判若两人了。随着三通的越来越扩大，那个所谓病魔即便存在，也将越来越无处藏身了。而这个所谓病魔时不时好像真的一样，也是因为我们的“三通”还不够，而未来的“五通”“六通”，还有待开启，或拓展，比如通话、通货、通婚，乃至政通人和。

跨国通婚也是全球化的核心事业之一。尽管婚姻本身的冲突可能很多，但是所谓文明的冲突、种族的冲突、民族的冲突等等多得数不清的这些冲突，很多都将消失在跨国通婚的喜庆中。相反，近亲繁殖削弱生命力，因而渐渐为礼制、道德、法律所禁止。

汉族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很多，其中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她是经过多民族的长期通婚而形成发展的。在血统的意义上，汉族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混血而成的民族。假如把文化和血统作为一个民族的两大基干，汉族，以及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其民族特色恰恰就是这个民族的开放性，即在在血统和文化上，中华民族，以及作为她核心部分的汉族，历来就是开放的。

通货，即货币流通，则是通商的核心业务。人民币作为（国际和地区）结算货币，其结算通用性的扩大，假如首先从大中华贸易圈开始，是比较容易推进的。所谓大中华贸易圈，也许可以和大中华文化圈大致重合，也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的大中华贸易圈文化圈，包括共和国大陆及港台澳地区。广义的大中华贸易圈文化圈，假如综合一下一些亚洲国家提出概念和设想，主要是包括历史上受华夏文化辐射的亚洲诸国和地区，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边界，因为它甚至可以扩充到全球数千万海外华人世界。就周边的大中华贸易圈文化圈来说，由于文化的认同性较强，历史渊源较深，现实联系较多，地理位置较近，又由于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对周边国家的带动作用日趋明显，就为人民币作为该地区或者大中华贸易圈文化圈的结算货币提供了越来越现实的基础，其简化地区贸易、稳定地区经济、带动地区发展、扩大地区在全球的地位等等方面的作用，都将日益为相关利益者看好。以“不见外”为特色的华夏人，在这个圈内的行事风格，更需要用一种“不见内”的风貌来展示“不见外”的本怀。所谓“不见内”，就是不要过多惦记“中国特色是如此这般”，而要更多尊重更多照顾周边各国和地区各自的特殊需求。虽然一些国家开始亲热地称中国为“老大哥”，但是“不见内”是说“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不要“太把自己当根葱”，“不要做老大”，要谦虚谨慎。从前我们也管人家叫“老大哥”来着，但是历史提醒我们，老大哥不是那么好当的，也不是那么好叫的。我们必须反躬自省，好自为之。

我们越是不见外，我们外面的世界就越是精彩；我们越是不见内，我们内在的力量就越是充沛。我们越是忘掉内外之别，我们就越是出入无碍，游刃有余。我们越是不着急给自己定义，给自己定性，说中国人是如此这般的，说华夏人如何如何，我们就越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越是可以修习我们的“无极表演课程”，修炼我们的“千手千眼演技”。如果我们老是惦记着自己仅仅是个中国人，那么我们到了肯尼亚，就只有这一种角色可演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走到肯尼亚，在展示中国人“特色”之外，也学学“我们”肯尼亚人呢？出演出演肯尼亚角色呢？为什么我们不能除了记住自己是“中国人”之外，还惦记着我们是“人”呢？实际上，我们很多华夏人就是这样做的，这样的华夏民风也是历来就有的。只要看看我们的历史，从先秦到秦汉，从秦汉到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五代十国，到元明清……华夏人是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大融合过程中，通过各民族不断的通婚、通商、通话、通路……来形成华夏性格，丰富华夏血统，变革华夏传统的，我们就不必过分忙着给中国古老传统下个“定”义，给当代华夏新人贴个标签了。即便我们退回到最开放最不背历史包袱的“无极”、“空空如也”、“无为”、“一切皆空”等等的传统，也不必急于让“太极”、“无所不为”、“空即是色”来填充其中的中国特色，而看不到一切民族的最深处恰恰有可能是最不分彼此、同出一源的。有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样一种体认，我们就不但可以塑造“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品牌，也将同时推出“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品牌。我们还可以将世界放在全球化的视野里，推进“越是民族化的就越是全球化的”品牌建设，同时力挺“越是全球化的就越是民族化的”品牌创造。因为华夏，假如硬要说她有什么传统的话，那正是在于她从来就没有传统；而没有传统，恰恰是她最伟大并且从来都没有中断过的最光荣的传统。我们就这样马不停蹄，从先秦人、秦人、汉人、唐人、宋人、元人、明人、清人、民国人走过来，走到今天，创造着我们共和国人的新角色，出演着全球华人的新剧目。

有了这样的“传统”精神和“角色”意识，我们立刻发现，华夏人出国的第一大任务，就是练习扮演各国人民，通过扮演各国人民，来最好地向各国人民学习，在精神上文化上成为各国人民忠诚的学生。学者，效法也；法者，演绎也，扮演也；扮演者，彻底进入所演之角色也。角色是这样开始进入的——

世界是一座花园。面对着这座花园，我们有一位华人——一朵“宗白花”，从天堂徐徐降下，从沃土缓缓涌出，这样唱道：

世界的花

我怎忍采撷你？

世界的花

我又忍不住要采得你！

想想我怎能舍得你

我不如一片灵魂化作你[10]！

华夏人，“宗白花”，徜徉在世界大花园。

我们来到肯尼亚园，拜肯尼亚花神为师，拜肯尼亚舞神为师，拜肯尼亚歌神为师，拜肯尼亚人民为师，学习出演肯尼亚国花舞；来到墨西哥园，出演墨西哥国花舞；来到冰岛园，出演冰岛国花舞；来到印度园，出演印度国花舞；来到美利坚园，出演美利坚国花舞；来到大不列颠园，出演大不列颠国花舞；来到埃及园，出演埃及国花舞；来到希腊园，出演希腊国花舞；来到伊拉克园，出演伊拉克国花舞……

我们每到一个花园（国家），就力争开放为那个国家的国花——即勤奋地学习他们独特的民族精神和伟大的文化，为这片国土的人民争光添彩。我们来到埃及，要化为睡莲；来到利比亚，就化为石榴；来到突尼斯，化为素馨；来到阿尔及利亚，化为夹竹桃、鸢尾；来到摩洛哥，化为月季、香石竹；来到塞内加尔，化为猴面包树；来到利比里亚，化为胡椒；来到加纳，化为海枣；来到苏丹，化为扶桑；来到坦桑尼亚，化为丁香、月季；来到加蓬，化为火焰树；来到赞比亚，化为叶子花；来到马达加斯加，化为凤凰木、旅人蕉；来到塞舌尔，化为凤尾兰；来到南非，化为希腊海神；来到老挝，化为鸡蛋花；来到朝鲜，化为金达莱；来到韩国，化为木槿；来到日本，化为樱花、菊花；来到缅甸，化为龙船花；来到泰国，化为素馨、睡莲；来到马来西亚，化为扶桑；来到印度尼西亚，化为毛茉莉；来到新加坡，化为万带兰；来到菲律宾，化为毛茉莉；来到印度，化为荷花、菩提树；来到尼泊尔，化为杜鹃花；来到不丹，化为蓝花、绿绒蒿；来到孟加拉，化为睡莲；来到斯里兰卡，化为睡莲；来到阿富汁，化为郁金香；来到巴基斯坦，化为素馨；来到伊朗，化为大马士革月季；来到伊拉克，化为红月季；来到阿联酋，化为孔雀、百日草；来到也门，化为咖啡；来到叙利亚，化为月季；来到黎巴嫩，化为雪松；来到以色列，化为银莲花、油橄榄；来到土耳其，化为郁金香；来到挪威，化为欧石楠；来到瑞典，化为铃兰；来到芬兰，化为铃兰；来到丹麦，化为木春菊；来到俄罗斯，化为向日葵；来到波兰，化为三色堇；来到捷克斯洛伐克，化为椴树；来到德国，化为矢车菊；来到南斯拉夫，化为洋李、铃兰；来到匈牙利，化为天竺葵；来到罗马尼亚，化为狗蔷薇；来到保加利亚，化为玫瑰、突厥蔷薇；来到英国，化为狗蔷薇；来到爱尔兰，化为白车轴草；来到法国，化为鸢尾；来到荷兰，化为郁金香；来到比利时，化为虞美人、杜鹃花；来到卢森堡，化为月季；来到摩纳哥，化为石竹；来到西班牙，化为香石竹；来到葡萄牙，化为雁来红、薰衣草；来到瑞士，化为火绒草；来到奥地利，化为火绒草；来到意大利，化为雏菊、月季；来到圣马利诺，化为仙客来；来到马耳他，化为矢车菊；来到希腊，化为油橄榄；来到加拿大，化为糖槭；来到美国，化为月季；来到墨西哥，化为大丽花、仙人掌；来到危地马拉，化为爪哇木棉；来到萨尔瓦多，化为丝兰；来到洪都拉斯，化为香石竹；来到尼加拉瓜，化为百合；来到哥斯达黎加。化为卡特兰；来到古巴，化为姜花、百合；来到牙买加，化为愈疮木；来到海地，化为刺葵；来到多米尼加，化为桃花心木；来到哥伦比亚，化为卡特兰、咖啡；来到厄瓜多尔，化为白兰花；来到秘鲁，化为金鸡纳树、向日葵；来到玻利维亚，化为向日葵；来到巴西，化为卡特兰；来到智利，化为野百合；来到阿根延，化为刺桐；来到乌拉圭，化为商陆、山楂；来到澳大利亚，化为金合欢、桉树；来到新西兰，化为桫椤、四翅槐；来到斐济，化为扶桑……

我是华夏人，

我是一朵“宗白花”。

我是一个花中人，

也是一个种花人。

我景仰这个星球上一切国土的花朵，

我热爱世界百花园。

让我永远洁白无暇，

如一张白纸，

没有负担，

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

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泼万紫千红，

引天花乱坠，

捧地涌金莲……

我们就这样绽放出满园西花，满园东花，满园南花，满园北花，尽情开发着华夏人的学习力。于是有一天，2008年12月的一天，“华夏亿万化身影视集团”学事长华亿万，在集团成立大会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华学，您好！祝贺集团成立。

华亿万：您好。谢谢。

记者：请问华学，为什么咱们集团一把手叫做“学事长”呢？

华亿万：学事学事，学习做事，学习做事的带头人，就是学事长。董事长其实也要学习做事，但是学事长这个称呼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华身”的基本工作。

记者：就是学业，就是学习。

华亿万：是的。

记者：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公司，要学的东西很多，华身主要学什么呢？学表演吗？

华亿万：是的，学表演。我们华身，华夏亿万化身影视集团，作为一个影视机构，主要自然是学表演。

记者：我觉得咱们华身起名很好记的，很好联想，像华身，我就想到化身、花神、花身。

华亿万：表演最需要联想，需要想象力。你遇到一个人，你就想：哎呀这人真棒，我能变成他吗？

记者：要是遇到一个像我这样丑的呢？

华亿万：丑星不容易当的，在影视中，一切都是美的。您想想，当一个丑星衬托出人家的美，这个丑星该是多么美好。就像您，甘当丑星，衬托出我的美。您是一位伟大的记者，把被采访者推上了选美舞台，自己则作为丑星在旁边陪衬。您发现了美，您的眼睛是美丽的，心灵是美丽的，您整个是美丽的，您塑造了美，譬如我，就在刚才，就在眼下。

记者：但是记者必须客观啊，怎么可以随便改变他采访的对象呢？

华亿万：他没有改变，他发现。

记者：他也塑造啊。

华亿万：可以这么说。他用塑造，表演着发现。

记者：很玄啊。

华亿万：他也用发现，表演着塑造。

记者：三句话不离本行啊。

华亿万：一个演员，你不发现，怎么塑造啊？你不塑造，如何发现啊？

记者：有点道理。万事万物都相互表演，可以这么说吧？

华亿万：如果万事万物都相互表演，人就更加这样了。

记者：万物之灵。

华亿万：人本来在相互表演，这就是生活。眼前这个人，个性是什么？他看见什么就表演什么，那他的个性在哪里？

记者：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许总有我们表演不了的。

华亿万：我更愿意说是暂时表演不了的。暂时表演不了，这个边界就是我们个性的边界。边界内，是我们的个性，暂时的个性。边界外，是我们未来的个性，未来个性的拓展范围。

记者：个性总在变，要学习做职业演员，不能顽固不化。

华亿万：影视界，把切近个性的演员叫做本色演员，把突破个性的叫做职业演员。我们认为个性是一个人的本色，他擅长这个，不擅长那个，这就是个性，叫做本色。但如果我们把事情倒过来想一下，把片子倒过来放一下，剧本倒过来演一下，那是很有意思的。

记者：把本色演员当作职业演员，职业演员当作本色演员？

华亿万：对。我们现在进入新角色。让我开始这样想——我相信，我的本色是无比丰富的，是具备一切人的角色的，只是暂时还没有完全探明，没有完全发现。我相信，我眼下的个性，其实只是我的职业造成的，一个局限性。长期从事一项职业，把我挤压、捆绑、烟熏火燎成现在这个模样，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性。我已经习惯成自然，把习性当成我真正的个性，当成天性了。这不是真的。只要我改变一种习性，我天性的另一面就会表现出来。我再改变一种习性，我天性的又一面也会表演出来。如何改变一种习性呢？模仿比较快。要有大的个性突破，不妨先“模仿”那种习性和我们比较远的。模仿到得心应手，我们就变成那个人了，模仿就变成创造了。创造，其实也是回归本性，回归自我，模仿自我。这个自我是真我、大我，不是那个暂时个性的假我，小我。“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我们本性相近，能够模仿，只是习性远了，这个要突破。我们这样表现，这样表演，就是通过扮演别人来发现自己，表演自己，就是演出自己的本色。我们的本色是无限丰富的，我们可以出演亿万化身。

记者：既然说是亿万“化”身，那么我们的本色、“本”身、“真”身岂不是一无所有？

华亿万：色即是空。单独一种色，一种角色，不是我们的本色。五颜六色，一切的色交汇在一起，就白了，无色了。白纸上，可以画任何一种色。白色就是一切的色混合而成的。

记者：空即是色。

华亿万：是的。

记者：啊，所以咱们华身，把《心经》作为必背书目。

华亿万：很容易背诵，260个字。

记者：260个字，可以变出亿万化身，无穷无尽的新角色，新文字，新文章，开出无数的新花朵。

华亿万：所以，我们把《心经》奉为天字第一号表演大典，天天顶礼膜拜。

记者：听说您还把《心经》说成《心花怒放经》，有这回事？

华亿万：很多人都知道，一本佛经，往往有亿万个名称。佛菩萨讲一部佛经的时候，怕众生记不住，往往只讲一个名字，或者几个名字。其实呢，一本佛经往往有亿万个名字，也就是说，无数个名字。

记者：啊，真是奇妙。但是，有个版权问题啊，还有个敬畏问题啊。不能对菩萨不敬吧？

华亿万：我把《心经》这篇台词念成《心花怒放经》，我想佛菩萨不会笑话我吧？我并没有侵犯知识产权的意思（笑），也没有任何不敬。我只是表演一下，并不当真。不如说，《心经》也是一部《解放经》，《思想解放经》，《心灵解放经》，《亿万化身经》，《天字第一号表演经》，《无本万利禅商创业经》。这样说，并不是要胆大妄为，篡改佛经。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谈自己的一种心情，表达一种感恩。每一个佛，每一位菩萨，也往往有亿万个名字。

记者：无数个化身。

华亿万：而我，只是表达我的亿万种心情、无数种感恩。

记者：啊，我对全盘西化有了新体会！

华亿万：是吗？

记者：我刚刚想啊，咱们华身，出演满园西花的时候，是不是完成了全盘西化啊？

华亿万：我同意，但要我们出演成功才行，要演得像，真的一样。不，就是真的。

记者：完全变成西方人？

华亿万：这是一个理想，值得努力。

记者：好像这种全盘西化更加纯粹。

华亿万：但愿如此。

记者：这需要放下一切成见。

华亿万：一切，是的。

记者：把脑袋空掉，一切皆空。

华亿万：是这样的。假如我们脑瓜里充满了成见，偏见，认为西方是这样的，西方是那样的，我们就无法出演全盘西化。我们演出的只是我们眼中的西方。这对西方是很不公平的，也是很不敬重的。

记者：就是说，全盘西化往往是假的，往往是我们在出演自己。

华亿万：有这种可能。我们在出演我们今天的自己，当下的自己。所以我们必须真诚，必须正心诚意，少一点杂念。

记者：赤子之心，一尘不染。

华亿万：把镜头擦干净，焦距对准，镜头不要晃。

记者：这样就照得逼真。

华亿万：这是比喻，其实是不够的，因为我还没有忘掉自我，我还是扛着摄影机，对准外面的西方人，我自己不是西方人。

记者：还是见外。

华亿万：“我不如一片灵魂化作你”，宗白华的诗，就不见外了，差不多了。

记者：差不多，还差一点。

华亿万：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还是有我，有你，还在“化”，想“化”，还没有化成。

记者：化工不容易，全盘西化不容易。

华亿万：的确。就是一个西方人，也不容易全盘西化。

记者：布什总统出演马克思博士，近代德国的康德出演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希特勒元首出演耶稣的门徒保罗。

华亿万：柏拉图出演费耶阿本德，亚当·斯密出演李约瑟。

记者：这太苛刻了吧。

华亿万：不苛刻，就不能发现真相。镜头不能一尘不染，就不能照出真相。

记者：柏拉图怎么能梦见费耶阿本德呢？一个古希腊哲学家，怎么能梦见后现代主义的费耶阿本德？近代的亚当·斯密怎么能梦见现代的李约瑟？

华亿万：李约瑟学中国古文几十年，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几十年，这样非常东化的西方人，和亚当·斯密相去甚远，但是，李约瑟也是纯种的西方人，剑桥大学的教授。

记者：这个例子，有点极端。全盘西化，不包含这些内容。

华亿万：就是说，这种全盘西化的西化还不够，连纯种西方人也包括不全。

记者：费耶阿本德，猛烈抨击西方传统，对东方开放。

华亿万：假如说，连李约瑟都不能算西方人，连费耶阿本德都不能算西方人，不能列入我们全盘西化的大餐，那我们是不是想说：西方人是自我封闭的，西方人是历来保守的，永恒不变的，是绝不反传统，也不对外开放的。

记者：一个西方人会这样说另一个西方人：你这个样子，还是西方人吗？柏拉图是不是把费耶阿本德看作西方人，说不准啊。

华亿万：就是说，西方人也可能不认西方人为西方人，因为每个人西方人心中的西方人概念都可能各不相同，定义各不相同。定义，很可能是偏见。

记者：东方人也一样。一个东方人看见另一个东方人、华人，穿起西服，气得跺脚。因为他眼里的东方人，中国人，应该穿长袍马褂。

华亿万：这样的话，汉服又将怎么办呢？追溯到原始时代，人们还没有衣服可穿。西方人呢？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开初也不穿衣服。他们一穿衣服，上帝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

记者：伊甸园在哪里呢？

华亿万：中东，亚洲的，耶路撒冷，以色列一带。

记者：那么自从基督教传到西方，成为西方的第一大宗教以来，已经没有西方人了，这个地球上。

华亿万：一些中国人到教堂证婚，另一些中国人就问：这是中国人吗？认为他们忘了祖宗。

记者：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也有很多类似的争吵，冲突。

华亿万：但我们现在都以佛教为国粹。那时候，我们有天字第一号留学生，唐玄奘。有浩浩荡荡的西天取经队伍。取经是什么意思？取经是顶礼膜拜，是敬佩得无以复加。结果，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最有中国味，后人说起中国人来，就是唐人。海外，就是唐人街。这叫大唐雄风。开门迎西风。西风吹，锣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记者：“无挂碍故，无有恐怖。”[1]

华亿万：还有汉人，胆子也大，谁也不怕。汉代就引入佛教了。

记者：唐代有很多老外在中国朝廷做大官。

华亿万：魏晋时代也是这样。那个开放度，我们今天都还没有达到。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古代中国人的典范，应该学习汉人唐人，敞开大门，谦虚求教，西天取经，不畏千难万险。那时候，西方和西亚的祅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也相继传入中国。我们放得开，不见外。

记者：也不见内，不把中国人用一个定义框死，用一幅图像定格，用一套服装套住。

华亿万：像一个孩子，比较可塑，是当演员的料。就是演丑角，也可以做各种鬼脸。

记者：好玩。

华亿万：演到深处，忘了技法，完全进入角色。

记者：好比追星族，追到如醉如痴，就变成那个明星了。

华亿万：演《李小龙传奇》的，那个叫陈国坤的，就是打小崇拜李小龙，模仿李小龙，如醉如痴，一举一动，一招一式，惟妙惟肖。于是一演定乾坤。

记者：但是这个国坤，戏路很宽的，演了很多种角色，都很妙。

华亿万：角色演员，各种角色都愿意试一试。其实，个性不是本色，角色才是人的本色，人的英雄本色，气吞山河，“万物与我为一”，“吾心即宇宙”，是千手千眼菩萨，千面人，亿万化身佛。

记者：法身却没有身子。

华亿万：法身无身，是空的。

记者：所以变出亿万化身。

华亿万：空即是色。一个西方是不够学的，要学习地球上一切国家的精华，一切民族的精华。学，就是成为，就是创作，就是变成，就是“贤贤易色”，就是成为那样的人。

记者：“贤贤易色”？

华亿万：这是孔子的话，《论语》上的。是说我们看见一个贤人，一个好人，就喜欢他，敬仰他，效法他。日复一日，我们的气色就变了，神色就变了，有点贤人的样子了。第一个贤，是学习，是效法。第二个贤，是贤人。贤贤，就是效法贤人。易是变易，色是气色神色颜色姿色脸色，是气质和形象，从里到外，脱胎换骨。孔夫子的学问，就是高级表演术。孔夫子是搞影视的，拍《英雄本色》的，一集一集，拍下去。

记者：稀奇。都说孔夫子是教育家啊，怎么搞起影视来了？

华亿万：是教育家啊。教育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呢？

记者：影视？

华亿万：不准确。应该说，是“贤贤易色”，是英雄表演术。如果我学习做一个英雄，比方说，学习做孔夫子，那我的进步是铁定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就是学习做英雄人物，天天扮演，看自己演得像不像，那是非常高兴的事。人人都想当演员，都想当明星，都想做尧舜。这是铁定的。演着演着，就变成他了。

记者：不一定吧？我看英雄大片都看厌了，我想演小人，凡人。

华亿万：不想演凡人的英雄，不是真英雄。正是凡人，才喜欢演英雄。真英雄呢，才喜欢演凡人。

记者：此话怎讲？

华亿万：缺什么补什么。

记者：真会夸人啊，我还没有那么了不起吧。

华亿万：不是夸。不然人家要说我骂人了。

记者：那我天天演凡人去了。

华亿万：这就不对了。

记者：怎么又不对了？

华亿万：你动了心思，有了想法。

记者：不能刻意去做。

华亿万：是的，不要太刻意。一个英雄，太刻意了，也就不大英雄了，整天端着个英雄架子，累不累。到后来终于累倒了，趴下了，狗熊了。你看老子，真个是老子天下第一，够英雄了吧？孔夫子都向他求教。然而他呢，柔得像水一样，空气一样，最后是化作无，看不见了。你怎么向他进攻，都找不到靶子，没有对手，天下无敌。你说厉害不厉害。

记者：“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华亿万：做凡人，演凡人，也不要太刻意。刻意去演，演不像的。所以你看，凡人是演不好凡人的。他老是执着，比方，像阿Q那样，“我是虫豸我是虫豸”，他就不是虫豸了。阿Q能演好阿Q吗？演不好。阿Q时时刻刻想着革命，想着大事业。鲁迅呢就不同，和阿Q不同。鲁迅是看出阿Q的英雄本色的。《阿Q正传》是鲁迅的《英雄本色》，鲁迅是搞影视的，并且亲自出演主角阿Q。后来有很多人想演《阿Q正传》，鲁迅说：“免了吧。”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除了他鲁迅本人，谁也演不出来。

记者：《阿Q正传》是鲁迅的自我解剖书？

华亿万：我想是的。鲁迅的英雄气概就在这里。一个民族的“叛徒”，一个“懦夫”，一个民族的真英雄。

记者：于是，亿万个人看了《阿Q正传》，亿万个人成了鲁迅式的英雄。

华亿万：是这样。时刻反省时刻解剖自己的凡人面，这就是英雄。

记者：对自己的传统亮出宝剑。

华亿万：特别是，一旦我自以为英雄，那时候，就在那一刻，我就是凡人。

记者：菩萨演凡人。

华亿万：菩萨总是以无限的慈悲扮演凡人。演出一万年，亿万年，直到把凡人演成大佛。就凡人演凡人，反而演不好。凡人对自己没有正确的认识，怎么能演好凡人？

记者：所以，只有菩萨能演好凡人。那么，菩萨能演好自己吗？

华亿万：菩萨演凡人的时候，他就演好菩萨了。菩萨觉得自己是个菩萨，他就不是菩萨了。菩萨要混在凡人堆里，和他们同吃同穿同劳动同呼吸共患难，最后同解放。

记者：“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2]

华亿万：“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名菩萨。何以故？须菩提！无有法名为菩萨。”[3]

记者：各种角色不断循环扮演，每天这样出演，对自己也会天天刮目相看，那该多快乐。

华亿万：创新是快乐之源，幸福之源，自由之源，和谐之源。在角色循环创作、出演中，实现角色的流动共享，这是我们对于全球化的一种新理解。

记者：啊，很有诱惑力。

华亿万：比方，一国与另一国交流，合作，就可以试验一下这种演技。

记者：是个比喻吧？还是真演？

华亿万：应该真的演。

记者：每个人都得学习表演术了。

华亿万：是得学。把两国的合作交流，作为一种文艺作品创作出来。一般的习惯，是双方阐述各自立场，而后商讨，或者讨价还价，看能否达成共识。这是一种相互对抗的辩论模式，艺术性比较少。另一种辩论模式，艺术性就非常强，很好玩，像一种游戏。

记者：你是说四方循环辩论赛吧？

华亿万：是的，四环赛。最简单的，就是一国内部自己先搞几场四环赛，把各类合作方案反复循环试演几遍。轮到和对方国对话了，就先把这台节目拉出来，招待一下对方，气氛一下子就放松了，因为我们是表演一台戏，各种角色都到场，而不是站在我方立场的唇枪舌战。表演是虚拟的，关键是还要表演对方角色。人家一看，可能会心一笑：“哈，我们不是这样想的。”那好，我们正好需要这种效果。

记者：他们可能马上登台即兴出演他们自己的角色了。

华亿万：最好一开场就达到这种效果，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准备。我们在许多国家都这样演过，比如在肯尼亚。算起来，正式的试验期也有十来年了，在好多国家试演。

记者：终于在今天成立了华身集团。

华亿万：因为大致的演出模式比较成型了，各国加入这个模式，共享这个模式的时机也成熟了。

记者：成熟的标志是什么？

华亿万：热忱，各国的热忱空前高涨，自动化投入进来，能量全面爆发，心能，心灵原子弹。不是，应该是心灵氢弹，受控核聚变。

记者：威力这么大？

华亿万：双方对抗的辩论赛，比作原子弹。原子弹是利用核裂变，能量很大的，但是放射性污染也很大，被称为脏弹。如果改为核聚变，就是氢弹，能量大多了，专业术语叫做威力比，比原子弹大得多。因为原子弹是核裂变，是把重元素裂变为轻元素，释放能量小；氢弹是核聚变，是把轻元素聚变为重元素，释放能量大。氢弹还很清洁，放射性污染小，甚至可以没有放射性污染。氢弹有这么多优点，可以比作四环赛，四方循环的辩论赛，比较文明，比较卫生，威力反而更大。文明对野蛮，文明的力量大多了。所以人类越来越文明。丛林原则，老虎对老虎，相互咬，一山不容二虎，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激发能量，很像双方对抗性辩论。但如果我们只是表演，而且规定角色互换，那么两方的对抗性辩论赛，就变成了两方循环辩论赛。就有了一个质变。

记者：原子弹变成氢弹。

华亿万：对，原子弹变成氢弹。可以从四个方面做个对比。

记者：哪四个方面？

华亿万：刚刚讲过的威力比，加上核原料利用率、清洁度、突防能力。

记者：请讲讲威力比。

华亿万：威力比，容易理解，就是同样一个东西，在不同的用法中，打击力不同。一块石头，在一般人手上，有一种打击力。在训练有素的武术师手上，也有一种打击力。哪一种打击力大？核弹也是如此。每公斤核弹，有多大的爆炸当量，爆炸威力？这就是威力比。同样是搞双方辩论，每方四个人组队，一共八个人。人还是这几个人，放到传统的双方对抗性辩论赛中，跟放到两方循环辩论赛中，那威力，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了。用核弹比方，氢弹的威力比，可以大过原子弹几千倍、几万倍。心灵原子弹和心灵氢弹，至少也有这样量级的差别。如果善加利用，其差别就更加不可思议了。

记者：不可同日而语。

华亿万：这是第一个方面。

记者：第二呢？

华亿万：威力比为什么那么大差别？原因很多，一个原因就是核原料利用率不同，队员利用率不同。核爆炸的时候，很多核原料被炸散了，没有机会参与核裂变链式反应，或者核裂变的力量未能进一步利用来刺激核聚变。氢弹实际上是利用原子弹核裂变来进一步激发核聚变，所以核原料的利用率比原子弹高得多，虽然我们说氢弹是核聚变，其实那是一个简化的说法。辩论也是这样。对抗式辩论和循环式辩论，也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其实循环式辩论赛里头充满了对抗式辩论，甚至可以说，能够把对抗式辩论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辩论队员，利用率也就不同。把队员通过抽签，划定到一个观点，叫做正方、反方，这样分开，然后对抗，各方死守自己观点，猛攻对方观点，这就是对抗式。对抗式辩论，至少有一半能量发挥不了，队员利用率低。改用循环式，那就不一样，可以彻底利用，100％。这是理论上，模式上决定了这个利用率。具体怎么样，要看运作和发挥。当然这里所谓百分比，都是从一定观点看的。我们敢不敢想象，人的能量是无限的？如果这样，那么即便双方循环式辩论，也未必发挥队员100％能量，未必发挥到无限。所以这里所谓100％，只是考虑到：从原来的双方对抗，发展到双方循环，至少增加了一倍的对抗量。原来我们队只是扮演正方，他们队只是扮演反方。现在呢，每个队都要既扮演正方又扮演反方，在这个范围内，将潜能发挥到100％。

记者：还有别的观点，别的范围？

华亿万：是啊。规则划定了我只能演正方，我就竭尽全力演好正方，发挥我100％的能量演正方。忽然有一天，规则变了，说：正方反方都要演。既然这样规定了，谁要是只演正方，或者只演反方，那就只演了一半，能量发挥了一半。一个人究竟有多大能量？这要看观点。从哪个观察点去看？只有一个观察点，能量就受这个观察点局限。一个原子有多大能量？也看观点。原子弹和氢弹就是观点不同，利用的能量也就不同。不受观点局限，则一个原子的能量，也就不受任何局限了，它的能量是无限的。人也是这样。受正方的局限，受反方的局限，就发挥正方的力量，或者发挥反方的力量。然后说：我尽力了。的确尽力了，但只是在一个范围内，在一个定义中，在一个框架中，在一个视野中，在一个牢房中，尽力了。

记者：牢房！

华亿万：现在我们跳出一个牢房，解放了。我跳出正方牢房，解放了。

记者：跳进了新牢房。

华亿万：没错。但相对于旧牢房而言，的确是一种解放。解放，就是释放能量。释放能量后，住进新的牢房里，反方的牢房里，刚好就在对面。顺便就跳过去。

记者：这时候发现，原来自己有一半生活没有过啊，哈哈。

华亿万：生命的意义失去一半。这时候再把规则一变。

记者：搞出第三方来？

华亿万：是的，第三方，亦正亦反方。就是说，正方反方的观点，他想综合利用。他看得宽一些。

记者：他的牢房大一些，在楼上一层。

华亿万：可以这么说。站得高看得宽，看得远。

记者：更上一层楼，又一次解放。

华亿万：正反对抗赛，好比市场竞争。正方、反方，加上一个正反方，这个第三方，是调和派，政府出现了，家长出现了，领导产生了，综合技术出现了，系统论出现了。

华亿万：领导是跳出各方对抗的，政府是调节市场的，反垄断的力量，制定竞争规则。

记者：也培植竞争各方的力量，但把竞争限定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不让各方杀伤力太大，而要把竞争力引向良性轨道。

华亿万：这就大大提高了竞争力。因为垄断，既伤害对方，也伤害自己，窒息自己的创造力，竞争力，因为垄断者没有竞争对手。

记者：他可以和自己竞争啊。

华亿万：是的。如果这样，他就根本不必垄断了，他就欢迎别人和自己竞争了，他就宣布永不谋求垄断地位了。

记者：永不称霸，永不当头，永不扛旗，永不自满。

华亿万：永远和自己竞争，永远垄断自己，主宰自己，领导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不断超越自己。

记者：做一个真正的自由人。

华亿万：自己都管不好，怎么可以管理好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地球？

记者：所以说，最大的内需是练内功。个人练内功，企业练内功，国家也练内功。不要爱管闲事，自己却一团糟。不过，练内功是不是太封闭，两耳不闻窗外事，也没有责任心，对别人不关心？

华亿万：恰好相反。把自己管好，世上就多了一个好人，一个好企业，一个好国家。这是一。要想管好自己，也需要向别人学习，主动请教，所以开放是必然的。别人不肯教呢？那也好，正好自强不息嘛，不教就是最好的一种教学方式，逼得我们自学自教。开放，求学，感恩，这是二。自己好了，别人想学我们，那好，不要保守，毫无保留地教。这是三。责任心在这里。先把自己料理好，然后别人主动请教。自己都没料理好，却到处指手画脚，那不是关心，是爱管闲事。自己管好了，也不要主动去教别人。真的好，一看别人是不是自动来求学，二看我们是不是乐意教，并且毫无保留，三看是不是自以为是。

记者：需要解释一下。

华亿万：别人自动来学，说明我们的这一套，对他们有利，至少无害。我们这一套是可以公开的，也可以共享的。这是真的好。乐意教呢，也包含公开性，共享性，但是从我们这方面来看的。不自以为是，就是我们这一套，虽然别人想学，也不一定就样样适合别人，我们不能自以为是。所以别人请教的时候，我们不能当老师，只能做顾问，提建议，做助手，搞配合。

记者：目的是协助别人练内功。

华亿万：大家都以修身为本，练内功为本。这是最大的开放，最根本的开放，最大的社会责任，最关心天下大事。所以，真的领导，是自我领导，不是霸主，不是称霸天下，垄断市场。努力争取自我领导，努力协助别人自我领导，这就是修身为本，就是治国平天下。

记者：提高每个人的竞争力，自我竞争力，自我主宰力，自我超越力。

华亿万：自己心中有各种想法，相互对抗的想法，要善于驾驭，善于宏观调控，善于领导自己。这是第三方的工作，领导工作，协调正方和反方。

记者：通常的辩论赛，没有第三方。比如政界的辩论，有两党。

华亿万：也有多党，但是分野为两派，分为执政党和在野党，没有第三方。

记者：这是局限，限制了很多潜能的发挥。

华亿万：特别是角色的固定，政治辩论角色是固定的，不是循环的。

记者：所以对抗性很强，也很刺激。

华亿万：看跟谁比。比起没有辩论来，比起一言堂来，对抗性是强。比起角色循环的辩论赛来，它的对抗性就不强了。循环式更加刺激，激发人的想象力，思辨力，它是全面刺激，因为角色全，正的，反的，还有亦正亦反的，非正非反的。这么四种角色，基本可以囊括所有角色。这些角色再全部循环起来，那就是思维循环经济了。思维循环经济，是循环经济的核心部分。没有思维循环经济，就没有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也呼唤循环科技，循环文化，循环艺术，循环政治。这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全球的革命。

记者：思维循环的第四方，有什么意义呢？

华亿万：第四方是跳出前面三方的框架，完全不在话题中。

记者：一步一步跳出来。

华亿万：对。首先，反方跳出正方观点。因为首先得有一个观点，然后有人来驳，形成反方。

记者：亦正亦反方再跳出前两方，进一步解放。

华亿万：亦正亦反方，是综合的，想把两方都利用起来，充分发挥大家的能量，团结起来，聚合起来，凝聚起来，凑合起来，混合起来。

记者：怎么这么多说法啊？

华亿万：做得好，就是团结，聚合，凝聚。做得不好，就是凑合，混合，两边挨骂的。

记者：啊是这样，符合实际。你好我好他也好，老好人，想谁也不得罪，谁都讨好，最后把谁都得罪了。这个角色值得演，锻炼促进团结的本领，也可以挨挨骂，锻炼承受力。你不能凑合，得讲原则。第四方呢？还是不大明白。

华亿万：第四方，进一步跳出前三方，否定整个命题范围。前面三方，都是围绕一个范围。比方，正方说好，反方就说坏，亦正亦反方呢，就说既好又坏，都在好坏里头转，一下转到好里头，一下转到坏里头，一下转到好坏里头。两级思维，在两级里头转悠。到第三方，亦正亦反方，两级的范围基本穷尽了。无路可走，只好彻底跳脱出来。

记者：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华亿万：对。你正界，反界，亦正亦反界，哪一界我都不待。我全部跳出来，来个原始创新。科技创新，企业创新，很需要这种辩论能力。创新的实质即是辩论。辩论来辩论去，就辩出创意来了。什么这个方案好啊，这个方案孬啊，这个方案又好又孬啊，都在一个圈子里头转，一个话题里头转，没有提出新问题。现在我把以前的问题话题连锅端掉，不跟你玩了。重新开张了。跟你那个方案没关系了。独辟蹊径，完全跳出竞争框架之外，不战而胜。

记者：原来第四方这么重要。

华亿万：更重要的是，这四个角色循环演，每个人都必须演完四个角色，每场辩论赛都完整循环一遍，养成一种生态循环思维，循环习惯，总览全局，永远面向未来，推倒重来，自我革命。

记者：螺旋式上升，打着圈子前进。

华亿万：对，不是简单循环，原地打转，是自我革命的循环，自我辩论的循环。最根本的扩大内需，我觉得就是这个。只有抓住这个自我革命，自我生态循环，自我超越，修身为本，才是无限的，永不满足的扩大内需之道。否则的话，扩大内需带来的成本居高不下，靠物质刺激，物质消费的刺激，是刚性的需求，只能上不能下的，就是给未来积累风险。劳动力成本啊，越来越高，生活水平高了嘛，贪图享受了，发达国家得了福利症，苦干的历史过去了，身子发福了，富贵病来了，也就快玩完了。穿皮鞋的怕穿布鞋的，穿布鞋的怕穿草鞋的，穿草鞋的怕光脚的。如果以修身为本呢，富裕限制不了我们，再富裕我们也不受影响，“素富贵行乎富贵”，照样自我革命自我超越，活力反而更足。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享不了的福，那才叫自在。扩大这种内需，提高人的这种素质，才是2008年经济危机金融海啸给我们最大的礼物。金融海啸给我们很多礼物，我们都收到了。但是如果这件礼物我们没看见，或者看见了却谢绝了，那就等于基本上没有利用海啸的资源，没有接受它的教导，没有汲取其中的教训。那就只有等待下一场更加厉害的教训了。

记者：一享福就消磨了斗志，被福气奴役了。一个恶魔，一个善魔；一个穷鬼，一个富鬼，这样折腾我们。

华亿万：它们是同一个鬼，循环扮演。

记者：因为怕穷，所以奋斗。享福了，目标实现了，就马放南山，刀枪入库。

华亿万：需要不断的自我挑战。“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金刚经》这句话，这就是佛家的自我挑战。所以大家看到，佛家的耐力多么好，生命力多么旺盛，一点也不受自己的局限，不把自己定位在佛家上，也不把自己定位在非佛家上。佛法都要舍弃，何况非佛法，能不舍弃吗？

记者：反求诸己，对准自己放箭。

华亿万：子曰：射有似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己身。

记者：射箭好比一个君子，没射中靶子，反过来检讨自己，射中自己，不怪靶子，不怪弓箭。这是《中庸》的大用。

华亿万：《中庸》最中用，一语中的。

记者：一箭中靶。

华亿万：这样就没有魔了。

记者：魔鬼原来是神仙扮演的。

华亿万：对。循环辩论赛把战场搬到舞台，搬到每个人自己的心中，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挑战，于是把战争的形式推向顶峰，将人性的能量激发到顶点，凌空爆炸。

记者：然后链式反应，用核裂变引爆核聚变。

华亿万：用战争引爆和平。

记者：引爆和平！

华亿万：威力比极高，利用率极高，清洁度极高。

记者：威力比和利用率，是引爆。清洁度，是和平。合起来，引爆和平。

华亿万：所以驯兽师能够驾驭豺狼虎豹，仁义之师能够驾驭战争，能够止戈为武，不战而胜。

记者：豺狼虎豹就是我们的贪欲，我们的恐惧，我们的仇恨，我们的无知。

华亿万：豺狼虎豹不可怕。大舜就是驯兽师，将人性的野马驯服成神骏。

记者：天马行空。

华亿万：大舜的《韶乐》一奏，百兽随之起舞。

记者：中国功夫。

华亿万：不止是中国功夫，是人性本有的功夫。据道家说，在这个境界，到深山老林，老虎都不吃你，毒蛇也不咬你。你无需和毒蛇猛兽搏击。

记者：仁者无敌。

华亿万：仁者战胜自己心中的毒蛇猛兽。

记者：如何战胜呢？看来是比较轻松的，文明的，一个游戏，一场辩论赛。

华亿万：让一个人的喜怒哀乐自然表达出来，一个人的各种想法全部表达出来，不论对错，不管好坏。就当作角色来演，当作游戏来做。然后，再把别人的喜怒哀乐也表演一番，也是不管对错，不论好坏。

记者：“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华亿万：这样一来，战场上的硝烟，就变成了舞台上的虚拟硝烟。战争引爆了和平，核裂变引爆了核聚变，而且由于核能受到了调控，使毒品变成了营养品，野马变成了天马，灾难演变为奇迹。

记者：魔鬼现出了原形：“啊，原来是个神仙！”

华亿万：我们的驯兽方法，就是表演术，循环表演术。

记者：神变术，魔术。

华亿万：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将亲身证实——和平的力量，慈悲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无敌于天下。按孙子兵法，要有十倍于敌的军力，才能包围敌人，使之放下武器，或者困死他们。这是不战而胜的战果。是不是最高的不战而胜？孙子没说。其实，不战而胜也分等级，最高等级的不战而胜，是化敌为友，是消灭自己的贪欲、仇恨，培养自己的仁义和慈悲，这样的仁义之师、慈悲之军，无敌于天下，完全跳出了军事对抗的范畴，你要打他都找不到目标。这需要多大的军力？庄子说：无限大，和天地一样广大，此乃天子之剑[1]。一般军事学不敢相信这样的力量，也不敢培养这样的部队。又由于军事部门历来是经济的领先部门核心部门，军事科技历来是科技的领先力量和核心部分，所以经济学和科技领域，历来都不敢涉足这样的自由王国，独立王国，一直受你死我活的竞争和战争所奴役，虽然人们一直在追求自由，甚至把这类的经济命名为自由经济，可是却不知道自己就住在自己设计建造的牢笼中，不能自拔。所以当危机来临时，谁也不知道来自哪里。有些人似乎碰巧预言对了，也只是碰巧而已。他们的方案治标不治本。威力比不够。

记者：威力比，利用率，清洁度，三个都有了，都了不得。第四个呢……

华亿万：突防力。

记者：是啊，突防力如何？

华亿万：突防能力，也叫生存能力。可见名词总是有局限性的。名词表达一个立场，立场总有局限性。循环辩论赛就要突破这种名词的局限性，立场的局限性，角色的局限性，“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这就是突防能力，生存能力。一场辩论赛好比一个氢弹，能量很大，但是一颗氢弹也有局限性，会引发拦截和反氢弹系统。而循环辩论赛，就是不断自我引发的自我突破，从正方引发反方，再引发亦正亦反方，最后彻底突破三道防线，到达第四方：非正非反方，进入新氢弹的研制和发射阶段，甚至中子弹的研制，开始下一场辩论赛。

记者：中子弹？

华亿万：也是比喻，不要太当真。中子弹比氢弹更“文明”，更“清洁”，威力比也更大。它不破坏东西，直接取人首级。

记者：够野蛮的。

华亿万：所以说是个比喻。还可以想象，比方说，夸克弹，细胞核弹。诸如此类。

记者：想象力是无限的。

华亿万：循环辩论赛，特别激发想象力。因为它永远都瞄准靶心核心射击，能够激发核能，能量极大。射击的精准度，是射击术高低的指标。打中十环，了不起了。但是在第十环中，再细分为十环，便提高一个量级，好比通过第四方彻底摆脱了旧的辩题，提出一个新的辩题，进入新一场循环辩论赛。如此继续下去，在第二量级的第十环中，再细分出十环来，就进入第三个量级，激发的能量更大。好比，物理反应不产生新“物质”，化学反应产生新“物质”，利用物质更加精微。化学反应并不产生新原子，它只是利用了原子化分和化合的威力，但没有利用原子核的威力，原子弹氢弹是核反应，利用了原子核的威力，它产生新原子，射箭瞄准的靶心更加精微了，突破了原子，进入原子核内部。粒子越小，内部束缚的能量就越大。夸克的幽闭性，说明现在人们还打不开它，像一个牢房一样束缚着惊人的能量。如何解放夸克？这是关于夸克弹的辩题。

记者：新辩题，不是去支持旧辩题，也不是反对旧辩题，也不是综合旧辩题，而是完全不理睬旧辩题，研发出一个新辩题。这就是原创。比如，教科书讲化学反应产生新物质，这个“物质”定义是模糊的，它包含的问题有：原子是不是物质？不如说，化学反应可（但不一定）产生新分子、不产生新原子，核反应产生新原子。所以，出辩题也不容易，要对问题有深刻的精准的认识，那么在出题的时候就有突破了。

华亿万：说得好。是否可以再想象一下，面对“市场经济好坏与否”的辩题，如何突破呢？

记者：超越市场经济，完全不理睬它。不说它好，不说它坏，不说它不好不坏，不去综合利用它，不去宏观调控，彻底独立于市场经济，不受它的干扰和激励，不随着它起伏不定。获得这样一种定力，便获得了市场经济的自在。只有超越生活才能主宰生活，只有超越市场才能驾驭市场。

华亿万：不是说不理睬它吗？怎么又说驾驭它？

记者：真正的驾驭是不去驾驭，它自然归附，心悦诚服。

华亿万：明白了。

记者：你们同学经典俱乐部体系[2]不就是这样设计的吗？

华亿万：没想到您对我们这样了解。

记者：其实还是很不了解。

华亿万：哪些地方？

记者：比如，同学经典俱乐部，和华夏亿万化身影视集团，是什么关系？

华亿万：俱乐部是一家投资公司，它推动创建了华身集团。目前华身属于俱乐部。

记者：为什么说“目前”呢？

华亿万：俱乐部的宗旨，是推动人人创业。创业也分等级，要从依托创业、跟随创业，走向独立创业、助人创业；从兴办企业的营利性创业，走向兴办非营利机构的非营利性创业。华身目前还属于俱乐部。等它实力壮大了，俱乐部逐步退出股份。实力壮大，最后是看奉献，看它对社会的奉献精神和奉献能力。当华身有足够的力量兴办非营利事业，俱乐部就将全部股份退出，华身也就在经济上彻底独立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品牌独立，这个才是核心。股份中大量的是品牌股。俱乐部不谋求垄断，这是一个战略定位。俱乐部在自身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谋求、推动、帮助人人独立自主，帮助相关机构独立自主。

记者：长大成人，大学毕业，博士毕业，这么一个过程。

华亿万：是的，一个学习过程，一个走向独立创业、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过程。独立创业、竭诚服务、倾情奉献，就是幸福，就是快乐。为什么叫做俱乐部？俱乐部是一个幸福机构，一个快乐组织，靠幸福凝聚在一起，靠快乐团结在一起，不靠经济待遇，不靠股份，不靠注册品牌。俱乐部有一个古老的质朴的体认：如果赚钱的过程不快乐不幸福，这种过程就是一种劳役，就是自动把自己交付给监狱。可见自由不是外人可以给予的。当我们向外部争取一种自由的时候，可能恰好把自己关进牢房了。在这种牢房的生活中，生产力很低，浪费很大。论证支持维护推动这种经济行为的经济学，在幸福者快乐者看来，恰恰不是经济学，而是浪费学。资源浪费、创意贫乏、经济危机和幸福短缺，是这种经济学不可避免的厄运，无法解决的难题。夸张地说：在这种经济中，经济的定义是浪费，经济的结果是不幸，劳动的过程是奴役，自由的选择是自投罗网，它的创意就是把自己创作成一个不幸的人，然后埋怨社会不公，而且越是埋怨，就越是不幸，越是觉得世道不公。

记者：恶性循环。的确可怕，因为一个人一生要工作几十年，假如几十年的工作都如同牢狱，那该多么不幸，多么不经济。

华亿万：可以说，循环经济是从来就有的，甚至一切的经济都是循环经济，只不过有的是恶性循环经济，有的是良性循环经济。奇妙的是，这两种经济也可以相互循环。

记者：恶环变成良环？

华亿万：对。良环也可以变成恶环。俱乐部体系依赖着恶性竞争。恶性竞争是推动俱乐部幸福运行体系的强大动力。正是不断的恶性竞争一次又一次敲打我们，让我们逐步醒悟到自己多么不幸，然后创办俱乐部，创造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记者：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经济越来越文明，从殖民经济走向民族解放经济。

华亿万：也从竞争经济走向竞赛经济合作经济，从企业走向社团，从营利事业走向非营利事业。

记者：非营利事业也属于市场经济吗？

华亿万：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划时代的课题。

记者：是吗？

华亿万：想想看，资本主义催生了社会主义，营利事业催生了非营利事业，企业催生了社团。而实际上，社会主义也催生资本主义（譬如前苏联前东欧的大转向），非营利事业也催生营利事业，社团也催生企业。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催生，甚至相互限制，相互竞赛，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相互取代，并驾齐驱。但是从理论上看，经济学，西方的经济学，基本上还是市场经济学，而中国的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也基本上变成了市场经济学，虽然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究竟还是属于市场经济学范畴。有人甚至认为，市场经济学就是市场经济学，不要搞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他们认为，经济学等于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于市场经济学，其中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地位。这样的认识，并不符合经济的现实。有远见的西方学者，对此也持反对意见。比如德鲁克，研究管理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就是不满美国当代企业的堕落，转而寄希望于美国的和世界的非营利机构的崛起，在晚年来了个学术大转向，转而研究非营利机构的管理去了。不过，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西方大学的主流经济学教材，对于第三部门经济学，非营利机构经济学，非营利经济学，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记者：恐怕西方经济学一注意，就颠覆了它的理论基础。亚当·斯密开始的西方经济学，没有这么大的理论框架。

华亿万：非盈利经济这部分内容基本上是另起炉灶，又无所归属。从斯密到马克思，从《国富论》到《资本论》，就是从一个独创到另一个独创，从另起炉灶到另起炉灶。经济学下一个革命性理论基础，可能就是超越《国富论》和《资本论》，另起炉灶。《国富论》是正方，《资本论》是反方，然后产生亦正亦反方，还有非正非反方。它们叫做什么《论》？名称会有很多。其中的一个名称，也许是《善知识论》，研究《善知识经济学》，研究非营利事业的。

记者：全称是“非政府非营利事业”吧？

华亿万：也可以，但需要解释。这样叫法，好处是和政府机构分开了，也和企业分开了。这种组织的英文简称是NGO和NPO，Non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和Non-Profit Organization。清华大学NGO研究所认为：NGO的核心是一种志愿精神，一种基于公民精神和宗教关怀的志愿精神，除了补充政府和企业功能的不足外，更要担负起重塑时代精神的使命。

记者：强调义务和责任。

华亿万：对，应当培养义务优先的精神，责任优先的精神。公民精神，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宗教关怀，也叫终极关怀，要超出人生的这一辈子，关怀后代；甚至超出地球和人类，关怀整个宇宙和一切生命。不过，既然这样，和机构就没有必然的联系了，因为政府和企业，照样可以具有这种志愿精神。

记者：美学家朱光潜说：用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华亿万：中国的NGO和NPO，可以用儒释道的精神，基督教精神，回教精神，来干事业，甚至支持企业运作，开展企业运作。

记者：有中国特色。那就不该叫NGO和NPO了吧？

华亿万：所以名称不重要，关键是精神实质。中国的非营利事业，和海外差别很大。海外的非营利事业，西方比较发达。西方的公民社会，我感觉，有基于权利的倾向，也有基于义务的倾向。哪一种比较强？难说。我们希望基于义务的倾向更加强烈为好。西方的法制社会，主导精神是争取权利，捍卫权利，他们的法统决定了这个基本取向。西方人要是大力发扬他们的基督教精神，就会是义务优先的，这就和儒释道精神更加合拍，更会促进国家和谐，世界和谐，促进个人的发展和幸福。但是中国的儒释道精神，基本上还在黎明前的酣睡中。或者才刚刚睁眼，还没有清醒过来，也没有想起今天该干什么。

记者：西方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管世俗社会，管法制，管权利体系；上帝管天国，管德行，管义务体系。

华亿万：天国就在人心中，人心就在社会中。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不受社会的限制，也不受法统的限制。所以关键是人心是否真的信基督。基督精神是极为谦卑的。既然人人都有原罪，那么任何一个人就都没有批评惩罚别人的权利，只有面对上帝、自我忏悔的责任。审判和惩罚，都是上帝的事情。这比起儒释道来，好像还要谦卑，甚至“似乎”走了极端。

记者：是不是过分谦卑了，比如说：基督徒敢不敢说一个人最终可以学成上帝？成为上帝？

华亿万：儒家是人人可以学成尧舜，道家是人人可以成仙，佛家更加平等，相信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

记者：所以有人认为，一个民主世界的未来，儒释道更加适合。

华亿万：有人甚至认为，对于未来的科学技术来说，儒释道精神也更加适合，因为儒释道中没有至高无上的上帝，大家都可以成为“上帝”，成为尧舜，成仙成佛，最终是平等的，出身也是平等的。出身就是天赋天性。当然天性还需恢复，还需修炼，不是现成的、不劳而获的、预定的、祖传的帝位和世袭的皇权。如同科学要是预定了某一条道理作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公理，处在不可动摇的垄断地位，这种“科学”岂不是建立在“迷信”的基础上，霸权的基础上，成为一个独裁体系？封闭体系？

记者：这种人没有看到，儒释道在中国的流传，产生了那么多的独裁、封闭和强暴。

华亿万：所以，五四运动，甚至文化大革命，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历史合理性。

记者：基督教在西方的中世纪，尤其是到了中世纪末期，也发生了那么多的野蛮和腐败。

华亿万：但很多人觉得，这和基督和上帝无关。

记者：正如中国很多人批孔，也和孔子本人毫不相干。很多人相信，孔子是与时俱进的。

华亿万：西方和东方，可能都要汲取一个教训，也都在汲取一个教训，就是不要把高尚的理想强加于人。把基督精神强加于人，到后来连神父也做不到，连教士也做不到，假仁假义就出来了，最后颠覆了教会。西方近代的一个进步，就是国家不要干预个人的信仰，宗教对国家独立。儒释道在中国古代的命运，也是如此，如果被政府强制推行，结果必定不妙。假如政府主动拿来自律，人民就会学样。还有，政府如果不给儒释道分高下，排座次，思想就比较自由，气氛就比较宽松，社会就比较繁荣。比如盛唐，就是这样。

记者：要顺其自然，在普及层面只规定底线。

华亿万：底线就是绝大多数人做得到的，愿意做的。

记者：做得到，还要愿意做。

华亿万：顺乎民心，积极引导。甚至不引导，只作为自律。己之所欲，施之于己；人之所欲，施之于人。

记者：这样也有麻烦吧？

华亿万：是啊，名词总会有多种解释。道可道，非常道。己之所欲，可能害了自己；人之所欲，也可能害了人家。所以这里要加一个“根本”，根本利益。“三个代表”的一条，就是讲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表面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不一定符合根本利益。

记者：根本利益也不好说啊。

华亿万：对，风险和机遇都在这里，困难和幸福都在这里，无聊和精彩都在这里，绝望和希望都在这里，奴役和自在都在这里。

记者：非营利事业的独立性，应该更加强烈。

华亿万：西方的非盈利机构，经费来源主要有政府拨款、企业捐赠、个人捐赠。这就影响了非营利事业的独立性，志愿性。

记者：通过法律和合同，可以减少干扰。

华亿万：即使这样，还有一个心理上的问题：企业给钱，个人给钱，政府给钱，这样的非营利事业，不大理直气壮啊。

记者：这有什么，不都这样吗？

华亿万：好比孔夫子说：有人来讨醋，我没有，就跑到邻居家里要点醋，送给讨醋的人。

记者：孔夫子是不是说，自己没有，不如就直接告诉人家，不要硬充好人，拐个弯，借花献佛。

华亿万：考证比较难，孔夫子到底怎么想。不过我觉得，拿别人捐的钱，自己做公益，不大仗义。政府拨款其实也是捐，等于是纳税人捐款。这样一来，好像市场经济、企业，反而不如我们光彩，我们反倒成了做公益的，比捐款的还光彩。

记者：人家捐款也光彩嘛。

华亿万：但人家是热心公益事业，支持公益事业，我们呢，直接就是公益事业，光彩多了，比人家。

记者：您是说，志愿者，应当从头到脚都志愿。有一分钱，就志愿一分钱，有一分力，就志愿一分力。

华亿万：钱和志愿没有关系。志愿是心的事业，公益心。志是士心，愿是原心。士，志士仁人；原，原本。志士仁人的心，叫做志。原本的心，叫做愿。志士仁人原本的心，就叫志愿。再说，志愿事业，目标是什么呢？捐款吗？不是。运用捐款吗？不是。接受捐款吗？也不是。

记者：三方都不是，那是什么？

华亿万：通过志愿行为，使自己学会做一个志愿者。这是志愿的本意，原心。和捐款没关系，无论是捐款、运用捐款，还是接受捐款，都没关系。

记者：所以本意不是一个公益行为，而是一个自利行为？

华亿万：对。一个人在志愿行为中得到成长，得到幸福，得到快乐和自足。这是志愿工作的最大意义，最大福利，最大价值。有人接受了我们的志愿行为，我们就得感谢他们，感谢他们让我们成为志愿者，成为幸福的人。

记者：但您刚才不也说公益事业吗？奉献啊，服务啊，您都是这么说的。

华亿万：那是跟着习惯说。公益行为不是我们俱乐部追求的目标，我们也不认为自己的志愿行为有什么公益，对人家有什么好处。

记者：究竟还是帮助了人家啊。

华亿万：不一定。真正的好处是人家自己创造的。我们的非营利机构想跳出这种自以为是的布施观，慈善观，奉献观，服务观。

记者：不要居功自傲。

华亿万：这是一方面，自己以为在奉献，就不是奉献了；以为在服务，就不是服务了；以为在布施，就不是布施了；以为很慈善，就不慈善了。这是一点。第二点更加重要：我们以为自己在布施在服务在奉献的时候，可能恰好给人家添了麻烦，给人家造成了损害，使人家陷入困境，使人家欠下我们人情，使人家产生依赖心，使人家变得懒惰，使人家对社会其他机构不满，认为只有我们才是好人，才算慈悲啊，别人都不管我们死活啊，等等等等，很多负面作用。

记者：那就不但无功，反而有罪了，有过了。

华亿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恐怕是我们对外的最高要求了。

记者：对内呢？

华亿万：对内，反省而不自卑，自信而不自傲，满足而不自满，幸福而不懒散，快乐而不自私，感恩不忘自己。所以，要感恩自己，感激自己。

记者：对外也感激，感恩。

华亿万：是的，对外感激，感恩，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感恩，是感恩人家接受我们的志愿行为，感恩他们成就了我们，培养了我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不求我们的行为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只要对别人没有害处就万幸了。法国《人权宣言》宣布了十七条权利，其中第四条说：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这一条对于志愿行为也适用。看起来好像是底线，其实很难坚守，因为我们智慧不够，很难预测、了解我们的行为对别人有什么害处，虽然《人权宣言》在法律上对此做了限定，不至于漫无边际。但是从无限的关切来看，害处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法律的限定是极为有限的，远远不够的。

记者：这种要求太高了吧。

华亿万：一步一步来。开头我们只要求自己养活自己。慢慢地，有一点公益心，慢慢地淡化公益心，增加感恩心。步步成长。

记者：最后，大恩不言谢，也不刻意感恩了。

华亿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相忘于江湖。不分彼此，不见外了。

记者：无坚不摧，坚不可摧。金融危机还愁对付不了？

华亿万：我们赞成这样一种观点：面对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危机，我们要以扩大内需为本；扩大内需，以修身为本。物质的内需是有限的，精神的内需是无限的，修身是无止境的。经济危机一来，很多机构加紧培训，就是抓对了内需的根本。根深而叶茂，本立而道生。把一般的培训奠基在修身上，那就稳当了，可持续性是无限的，会让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危机会成为我们修身的大学校，我们欢迎危机，像高尔基的海燕一样，欢迎暴风雨。

记者：我看你们是永远以扩大内需为本了，何止是对付经济危机啊。

华亿万：经济繁荣的时候，扩大我们抵制诱惑的内需，经济危机的时候，扩大我们抵制恐惧的内需。

记者：繁荣时期慢走，危机时期快走。基本上是反向操作。

华亿万：也不是故意这样。由于我们一贯的方针是扩大内需，独善其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幸福起来，先快乐起来，先文明起来，先内修起来，先内秀起来，先自在起来，自然不会故意扩张，也不会故意收缩。一切都是顺其自然。但由于市场经济基本是外向的，占领市场啊，扩大份额啊，兼并啊，都是外求的，所以自然形成了我们的反向操作风格。内需型经营方式，就是经营自我，经营自我的幸福，而不是经营市场份额，市场规模。无论规模大小，我们的幸福感都是一样的，都已经满足了。大小无所谓的，快慢也无所谓的。

记者：“创业何求？不求大，不求小，不求中等；不求快，不求慢，不求中速；不求一元，不求多元；随方就圆，水到渠成。”[3]

华亿万：市场经济不能诱惑你，不能恐吓你，你完全可以自主了，是一个幸福的人了。你不需要先赚钱，后享受；先工作，后自由。你的工作已经是自由的幸福的享受了。这就避免了资源的最大一笔浪费。这种事业模式的经济性就在这里。相反的模式是极度浪费的。一个极度经济，一个极度浪费，哪个更有生命力，是可想而知的。

记者：所以也不需要改造市场经济，不会埋怨市场不公，什么不公平竞争啊。

华亿万：你会觉得任何市场都是绝对公平的，都可以锻炼我们的脾气，锤炼我们的心态，提升我们的能力，营造我们的幸福。我们对市场是最开放的，最欢迎的，连经营的帐目、经营战略和策略，全部公开[4]，没有一点秘密。我们感恩市场经济。

记者：但是完全不搞市场经济，而是利用市场经济。

华亿万：说完全不搞，也不对，因为我们恰好是最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包括它的规则，它的资源。

记者：尤其是它浪费的资源。

华亿万：是的。市场经济浪费的资源实在惊人。我们每天捡破烂都捡不过来。我们是捡破烂公司，垃圾清理公司，环保公司。所以我们从不参与资源争夺，市场争夺，人才争夺，资金争夺，广告宣传。我们专门捡破烂，有条不紊地捡破烂，不着急。看见破烂就两眼发绿，垃圾就是黄金。我们是破烂堆里的蛆虫，快活啊，让破烂来得更多些吧。这是夸张，其实我们不着急，能捡多少就是多少。破烂对人有教育作用，不能一下子捡完。我的垃圾，让别人一下子捡完不好，如果由破烂制造者自己、我自己来捡，最好。

记者：环保公司很赚钱的。

华亿万：首先是心灵环保。你想想，一个人工作的时候情绪如此不好，心里的垃圾不断生产出来，不清理，怎么办呢？工作环境简直臭气熏天，死气沉沉，搞得心惊肉跳，惊恐万状，狼吞虎咽，硝烟弥漫，心急火燎，舌头起泡，喉咙冒烟。但是在我们这里，医药费低得不可思议，几乎全部变成了储蓄。身体好啊。

记者：情绪好，身体就好。听说你们每个单位都有中医大夫？

华亿万：这个可能误传了，准确讲，是养生专家。因为中医大夫要有法定资格，而我国目前的中医培养方式，还是西医式的，或者受西医的影响极大，师父带徒弟的传统培养方式，极少极少，所以合格合法的中医太少。但是我们有养生专家。这恰好是中医的高端技术，跟学校体制没关系。养生家是沾土即活的，落地生根。体制差，照样活得滋润，这叫生命力，体制内体制外，出入自如，毫无障碍。中医的高端是养生，低端才是治病。养生家不靠环境，养生家改善环境，创造环境，感恩环境，利用环境，赞叹环境。所谓中医危机，其实是低端危机，高端中医从来没有过危机，他一脉相承，源源不绝，奔腾不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记者：上工治未病，预防医学，健康医学。

华亿万：主要是养成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业务，我们的内需。我们的上班时间分成两半，一半工作，一半学习。或者说一半劳动，一半专修。

记者：人人都培养成养生专家了，师资队伍不缺了。

华亿万：所以刚才我讲，我们这里从来不跟别人抢人才。相反，为了培养人才，我们规定，在这里修学到一定阶段，同学们就要到俱乐部体系之外就业创业，自修更高级的课程。

记者：你们的员工都是同学。

华亿万：人人都是同学，俱乐部内部都是同学。

记者：同学经典俱乐部。

华亿万：对外，外面的全是老师。在俱乐部，大家相互学习。到俱乐部外面，拜人人为师。同学们在俱乐部待久了，也会形成依赖性，会觉得俱乐部氛围这么好啊，就上瘾了，中毒了，对外面有恐惧心了，有傲气了，有隔膜了，等等不良的心态。这时候，必须让他们走出去。我们提倡主动申请走出去。如果不主动申请，到时候俱乐部会按照规定，提醒同学们，推动他们走出去。这个过程可能有反复，可能回来一段，出去一段，再回来一段，直到毕业。

记者：怎么才算毕业呢？

华亿万：热爱俱乐部外面的世界，和热爱俱乐部一样，没有分别。

记者：到哪里都幸福，都自在，都快乐，都健康，都有朋友。这样的话，回不回俱乐部也无所谓了？

华亿万：是啊，天下本来是个俱乐部嘛，何必非要回到这个俱乐部来呢？那不矫情了吗？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是自主的，自己创造的，自己把握的。跟环境没关系，环境只能促进我们的修身。

记者：难怪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你们反而扩大规模，提升档次，成立了华身集团。现金流那么充足啊？

华亿万：有人说我们兼并了谁谁啊，其实不是。自愿团结起来，一分钱都没花，就重组了。谈钱的话，就不是俱乐部了。凡是谈到钱，所谓合作，所谓兼并，就时机未到。我们早就自足了，内需足够大，不想扩大业务，也不想乘人之危，要人家心悦诚服，完全自愿，心里真的觉得这种俱乐部的生活方式好，不拿工资也要来。理想认同了，谈判成本为零，就是说，根本不谈判的。

记者：谈判成本为零，广告费用为零，招聘数额为零，都是零啊。

华亿万：所以我们效益好，几乎不浪费。我们不做广告，不搞招聘，不谈判。都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讲个缘分，讲个心心相印。你不需要讨好谁，你拜人人为师就行了，见人就学，学他的经验教训。不需要拉生意，不需要“顾客是上帝，上帝多消费”。哪里还有危机呢？固若金汤。虽然小，也固若金汤。大，还是固若金汤，不会犯尾大不掉的毛病。

记者：何况俱乐部的战略方针就是不当老大，不垄断。

华亿万：岂止是不垄断，我们的工作，就是竭力鼓励大家跳出俱乐部体系，独立创业，直到独创品牌。每个人的独立自由幸福，就是俱乐部的目标。俱乐部没有其他的目标。今天的“兼并”，是为了明天的独立创业做准备、做培训的。所以根本不是兼并。

记者：这样就在俱乐部之外，形成一个没有俱乐部的俱乐部体系，像一个内部市场一样，内需充足，交易稳当，固若金汤。而且每逢危机一来，它就壮大一次。因为平时看不出多少，到了危机时刻，就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好了，就愿意自动加入进来。而且一进来，大多就“一定终生”了。

华亿万：这是自然的，不要谁去规范，都是基于自律，发自内心，成为了内需。

记者：只有成为内需的，才是持久的，主动的，幸福的，可靠的。

华亿万：市场环境给我们提供的资源足够大，内需足够大，无限大，每一种资源都会促进的我们的内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个世界真是伟大，这个市场真是美好。到了肯尼亚，那里也是我们的内需市场。到了美利坚，那里也是我们的内需市场。不但俱乐部内部公开帐目，相关合作机构也主动公开帐目，玩猫腻的想法自动杜绝了。因为你不公开帐目，我们不跟你玩。你必须主动邀请我们。“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我们自得其乐，不会抢占你们的市场份额，我们内部的市场需求足够了。你要认为我们的模式好，可以合作，那你主动邀请我们，我们不扩大对外业务，我们扩大内需就够了。一定要你自己希望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那我们可以成人之美。我们呢，对外永远不找业务，对外每时每刻都是学习，你不请，我们也学，因为眼睛在我脸上，睁开就学，很方便。你也看到了，我们的市场扩大，完全是被动的，被市场推着扩大的。你推我，是你的自由；我接受多少推动，我说了算，我们会量力而行，脚底踩稳了。一旦外部要求加入我们的市场模式，这个市场自然就扩大了。一扩大，就是这种模式，帐目公开是第一步，信用风险为零，监督成本极低。在这个市场内做生意，放心。也不需要一步到位，来合作的，先试一把。恐龙大的集团来合作，先取一毛，不必整个集团都公开帐目，所以我们从来不去调查哪个集团的整体实力，不去查阅它过去的业绩，我们只看眼下这一个项目，一毛的项目。但是这一毛，必须公开帐目，资金充足，做一根毛的小生意。这生意也无需先做市场调查，先把这一毛的独立帐号做实了，公开了再说，先把内部市场整明白了，先满足内需再说。这一毛的生意，成功率自然极高。十人的军力，打击一个敌人。十元的财力，做一元的项目。结果信用却是一百元，品牌效益是一百元。做任何一个项目，资金上都是十拿九稳。我们的养生学家说：会而不用。有功夫，会而不用，功夫就提升得快。生意功夫也是这样练。生意就是功夫，主要练内功。银行都愿意贷款给我们。越是这样，我们越不贷款；越不贷款，银行越是希望给我们贷款，我们的信用就越是坚挺。

记者：外部机构一下子申请不下来，那么怎么办呢？

华亿万：不要紧的，为了符合俱乐部的要求，外部机构会自动加紧修身，准备一段时间，慢慢就符合条件了。这样，外部市场也越来越和谐，都是自动的，不需要刻意去规范，去培育。

记者：全部自动化。

华亿万：外部自动化更加重要，俱乐部越小越好，加入俱乐部的越少越好。

记者：有点像老子的作风，不爱管事。

华亿万：万不得已，管一管。管是为了不管，为了放手。

华亿万：万不得已，管一管。管是为了不管，为了放手。

记者：“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华亿万：全力以赴悠闲自得，日里万机若无其事，兴致勃勃淡然处之。用大的报答小的，用多的酬谢少的，用德行回报仇怨。解决大难题，先做容易的；操办大事情，先动细部的。天下难事，一定先从容易处下手；天下大事，一定先在细节点用功。所以圣人始终不当老大，才能够成为最大的。轻易许诺，一定缺乏信用；只图轻松，一定困难重重。所以圣人估计困难特别充分，最终什么都不难。

记者：老子第六十三章。

华亿万：俱乐部总是极为精干，合作机构却经常是恐龙级的，庞然大物。他们主动找来，怎么办？我们说：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啊。他们就强烈要求。我们就说：那好，相互对等，请贵方切下一块，和我们搞合作吧。否则我们吃不消。切下一块，实行俱乐部的模式，经营公开化，自动化，培养自主创业者，等等，搞一块试验田。这就保证了成功率。成功了，再大面积改造，帮助他们自主改造，俱乐部逐步退出来，有一套退出机制。中国的改开，也从特区开始。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小仗，不和大部队对抗。这片小战场我有绝对控制力，保证一个敌人都不打死，全部化敌为友。内功练到这个程度，炉火纯青。旁边大部队都在观战，摩拳擦掌，也就学会新的战略战术了。时机不知不觉就成熟了，温水煮青蛙，最后全部化敌为友。其实本来就没有敌人，不必你死我活。

华亿万：各种名称，不一定叫做“特区”，但是实质差不多。修补旧城不如造一座新城，特区的好处在这里。这是一。二呢，化整为零，比较轻松。到海外办特区，是中国改开的第二波模式创新。第一波模式创新就是国内的各种特区，从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开始，然后是十几个沿海城市开放。这是第一波改开模式创新。结果，特区的经验不断引入其他地区，各种开发区汇成潮流，最后搞得特区都不特了。怎么办？特区还要特下去，于是酝酿特区的下一步开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就出来了。与此同时，海外的“特区”也启动了。国内特区——我们这里简称特区，其实名字各种各样，为了简便，我们统统叫做特区——国内特区，走到第二大步，就是特区不特之后，启动综合改革试验区，也就在这个时期左右，海外的特区也启动了。30年改开，大事就办了这么两件。这是中国经验。孙子兵法，毛泽东的兵法，都用上了，而且层次极高，得心应手。不战而胜，化敌为友，歼灭战，不和旧体制为敌，与它讲和，让它心甘情愿。愿意改开的，你先动起来，那好，搞个特区。在农村也是这样。你不愿意改？可以。愿意改的，先动。小岗村先动。后面的看见好处了，自动跟上。化大震为系列小震，化暴风为阵阵微风，化强制为自告奋勇，化慢步为中国速度。看起来走得慢，不是全国性的休克疗法，而是这里按摩按摩，那里扎上一针，头疼不一定按摩脑壳，心病可以在手上针灸。中医的整体观，从整体着眼，从局部下手，积沙成堆，滴水成河，耐心好得不得了，信心足得不得了，副作用小得不得了，后遗症小得不得了。有人说中医快要绝种了啊，看看，中国三十年改开，就是一副中医方剂，几味药，房前屋后、东坡“西山”遍地都是的几味药，老大娘小媳妇学生伢子都会操作的熬药方法，偏僻山民都花得起的中药成本，就这样治好了中国几千年几十年的顽症，而且主要不是治好，而是养好的，自动康复的。扶正祛邪，让正气自动生起，邪气自动消失。初看一下，速度太慢。越看，速度越快，现在叫中国速度。以后会有更快的，到那个时候，世界才会知道什么叫做中国速度。

记者：这我可是头一次听说。一般是说，高速发展几十年，速度就会慢下来。怎么还会更加快呢？我们已经高速发展30年了。

华亿万：奥林匹克运动的速度，是越快越好，拼命求速度，求强度，求高度。中国功夫呢，越慢越好，越弱越好，越低越好。内功是静养，放松，静坐，然后动静结合，和生活打成一片。武术先靠站桩，站在那里不动，不搞什么速度，也不搞花拳绣腿。结果呢，可以动如脱兔，行如疾风。还有更加根本的不同：奥林匹克运动员，身体受损是家常便饭，中国功夫呢，身心健康是普遍现象。基本取向不同，价值观不同，生活哲学不同，人生态度不同。表现在经济学、政治学上，必然也会不同。这方面，中国功夫才刚刚开始恢复训练，刚刚开始站桩，还远远没到动如脱兔行如疾风出手如闪电的火候。大部分时候我们还在搞奥林匹克运动，有了速度，却伤筋动骨。奥林匹克，很像经济学的GDP主义，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记者：但是西方现在的绿色GDP比我们先走一步。

华亿万：说明绿色GDP是必然趋势。有了这样的世界性趋势，中国功夫不复兴都不行。不复兴，世界不会答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同居一个地球。

记者：所以，我们的改开，用了很多西药。

华亿万：是的，今后还会继续用的。但是，中医的复兴，是华夏复兴的一个标志。中医一天不复兴，华夏就一天不能称为复兴。

记者：什么时候才可能全面复兴起来呢？

华亿万：西方文艺复兴也搞了很久，以百年为计算单位。百年树人，中医搞个百把年，可能是需要的。关键是改变教学方式，回归中医祖传的培养方式。以原汁原味的中医大学，带动中国大学办学模式的百花齐放。现在的中国大学办学模式，基本上是朝西化走，建国初期是苏联化，都是必要的，非常好的，还有很多西方大学精华我们没有学会。现在开始，可以从中医大学起步，碎步走，搞一个试点啊，特区特校啊，都可以。你只要搞起来第一所，你看看，那就不得了。如果从民间大学起步，可能更妙。不需要国家特殊照顾。照顾，不符合中医原理。中医原理，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恬淡虚无嘛，照顾什么。恬淡虚无，自然真气从之，精神内守，哪里还有什么病呢？经得起风雨。个人要健康，企业要健康，民族要健康，国家要健康，人类要健康，经济学要变成健康经济学，GDP主义会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滞销，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GDP主义导致了自身的消亡，不是外力消灭的。它要钱不要命。所以，GDP主义是伟大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富有献身精神的。

记者：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

乐活家族的“中国远祖们”

刘克苏  2008-10-10

?  乐活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

?  看上去她的起源是在美国在西方，但是据说其“远祖”也有一支出自中国。

?  是中国弟兄们见人就喜欢攀亲戚套近乎呢，还是咱们一直以来就慎终追远孝敬祖先喜爱考据尊重历史呢，反正我们一帮弟兄们一看“乐活族”就乐了：噢，一家人啊，哈哈！于是打躬作揖，称兄道弟，查阅家谱，不亦乐乎，仿佛真的五千年前本是一族，五万年前就是一家似的。哎，先混个见面熟，咱们孔夫子的学生那个叫做子夏的同学不是早就说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嘛，哈哈。喝点什么？龙井还是铁观音？说完就双腿一盘，席地而坐，铺开茶几。你就是再好意思，也不好不给面子啊。于是你不由得心里一热乎，顺势坐下了。

?  可是你这一坐，就进了咱们中国人的套了。茶过两巡，兴许你就姓上了某个中国姓，叫上了某个中国名了。再进一步，谈婚论嫁的故事，真真假假的，不定什么时候你还真的会有一个中式家庭，有了一群中国子女啦。那时候，你还好意思说你没有中国血缘吗？不是有句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至于真凭实据的家谱考证，那，慢慢来，慢慢来，可以从长计议，友情为重，只要不伤了和气就行。几千年几万年的事情，谁能说得清啊。要是有个某某自称查清了咱们不是一家人，那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你看我们海外华人几千万，叫外国名字的多的是，谁说我们不是一家人呢？非要分出个中外你我来，不就生分了吗。

?  我们先秦的庄子就说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连天地万物和我们都是一家，何况人呢？我们宋朝的张载也说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人都是我的同胞，物物都是我的朋友。还是不认生的好。人和大自然是连着脐带的，人和人是通着血脉的，乐活族是天经地义的，可不是哪个聪明人编出来忽悠的。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真的很好，让人打心眼里喜欢。

?  天人合一，Unity of Humanity and Nature，也没的说。得罪天老爷，得罪朋友，得罪哥们，这种没良心的事，做不得。山水是我们的家园，得罪山水，这种败家子的事，干不得。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还是乐活族先祖说得好，指导我们过一种健康快乐长寿的生活。不但自己乐，更与人同乐，与天地同乐；不但自己寿，更与人同寿，与天地同寿。

?  如何与天地人同乐同寿呢？很久很久以前，我们黄帝就对中医祖师歧伯说过：“我听说上古时代有一种真人，能够提挚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自主，守护心灵，全身合一，所以能够与天地齐寿，无穷无尽，这是与道同生。中古时代，有一种至人，德行纯朴，道行圆满，能够顺和阴阳，顺从四季，摆脱世俗，保全精神，游行天地之间，洞察八方之外，这种人寿命很长，身体强健，也算是真人。其次有一种圣人，与天地和睦相处，顺从人情世故，世俗的欲望有一点，但是不贪，也不去刻意超尘拔俗；虽有一副俗人模样，心里却不落俗套，做事不钻牛角尖，内心也不存非分之想，只求心安理得，只求自得其乐，身体不得病，精神不耗散，也可以活个百把岁。”

?  这样一种活法，是乐天派的活法。乐活族是乐天派，“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完全本色，一派天真，我行我素，陶然自得。像孔子说的那样：“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君子嘛，就是本本分分的一个人，凡事不指靠外面。富贵时，尽到富贵者的本分，回报社会；贫贱时，尽到贫贱者的本分，自强不息；在边远地区，尽到边远人的本分，勇猛精进；遇到患难，尽到遇难者的本分，迎难而上。所以，君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自得其乐。所以中国的乐天派乐活族看到英文的Unity of Humanity and Nature，顺口就翻译为天人合一，而不是人天合一。英文把人放在天的前头，汉语把天放在人的前头，一个人天合一，一个天人合一，正好，阴阳互补，天生一对。讲英文的时候，中国乐天派照样讲“Unity of Humanity and Nature”，而不是“Unity of Nature and Humanity”。入乡随俗，和而不同。

?  中国的乐活族，乐天派，就是三个字：不见外。

?  对人不见外，对天不见外，对地不见外。特别是，对自己不见外。

?  处处是家，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  活得滋润，活得快乐，活得健康，活得长寿。

?  这些乐活家族的“中国远祖们”，这些乐活家族的当代中国兄弟姐妹们。

山东工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编辑部网上采访

采访人：秦小磊

2008-5-1

 http://www.17xie.com/read-137107.html

1、您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中普遍存在哪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问题的出现？

答：记得前几年，我们学校有同学邀请我和另外一位老师参加他们的一次座谈。座谈的主题是关于马加爵的。很多同学主动发言，非常痛心，非常自责，好像马加爵的错误就是他们自己的错误似的，令我非常感动，非常不好意思。按照惯例，当时我被安排坐在台上，这使我很不自在，觉得自己应该坐到下面听讲，或者大家围成一圈，不分台上台下。为什么？自己被称作“老师”，不够资格，马加爵的错误，做老师的责任在哪里？面对在场的同学，我感到惭愧。正如有些同学提到的，如果马加爵身边的同学们对马加爵好一点，也不至于那种结果。而马加爵自己呢，当然也该痛加反省。大家都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没问题。所以，如果大家都眼睛朝外，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了。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同学们这里主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感到非常快慰，觉得大家心理很健康，能够主动征求他人的意见，就是一种健康一种自信。一个人，一个民族，都需要这种精神。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考虑同学们普遍存在的某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可能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了。有时候人们也许会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一定范围或者相当范围是学非所爱啊，志向不明啊，理想不高啊，历练不够啊，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不强啊，不大敢创业啊，吃苦精神欠缺啊，等等，或多或少可能都存在。那么原因是什么？教育体制的改革滞后，也许是一个重大原因；像我这类的“老师”素质不高，能力不够，是个主要原因。而其中，老师对同学们认识不够，信任不够，我想是最主要的原因。共产党有一条原理我最认同，就是永远相信群众，永远不要认为群众落后。那么这条原理用到教育上，可能就要改为：永远不要认为学生难教，认为学生素质低。做老师的如果这样看学生，那是最要命的，我经常反省自己这一点。孔夫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个不倦，真是难以做到。倦的时候，可能就要埋怨一下学生了。不过，假如我们真的认为中国人、中国学生缺乏创意，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成就，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创新，这在中外任何一本发展史上都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一个如此独一无二如此惊世骇俗如此富有前程的伟大创新，我们人人都有份，当代中国大学生自然有份。让我们在这样的民族创新氛围中，来考虑我们当代大学生是否缺乏创新精神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2、您觉得现在的在校大学生中，存在哪些心理方面的问题？

答：我觉得自己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倾向于或者说习惯于觉得没问题。比方我们可能要说大学生缺乏感恩心呐。硬要这样说，我想肯定可以举出大量的实例来，甚至做个调查问卷，甚至找学生自己打分，很多学生都会这样自我批评。我也经常听同学们这样告诉我，而我经常对他们的回答却是：是这样吗？不对吧？不会的，不会的，比方你现在这样说自己这样自责，就是懂得感恩啊，非常懂得感恩啊。说着说着就真觉得我的话有道理，他们好好反思一下，的确觉得自己懂得感恩，并且觉得自己今后会更加懂得感恩。我曾经用“我感激”作为考试题目，结果令我大为感动：每个同学都非常懂得感恩。考卷看得我热泪盈眶，考试变成一种享受，同学们享受，我也享受。一个人懂得感恩，还有什么问题呢？没有了。懂得感恩的人，是幸福的。而教育，就是学会做一个幸福的人。

3、有人说大学生是温室里的花，经不起风吹雨打，您认为大学生心理素质差的根源在哪里？

答：这个考题，我想换一种方式回答，我不妨认可这样一个陈述：大学生的确是温室里的花，经不起风吹雨打。那么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风一种雨，要吹吹我们，淋淋我们，滋润我们，甚至冤枉一下我们，打击一下我们，看看我们是否受得了。老师也是一样的，老师也照样要受这样的考验和培养，比如，同学们给老师的课打打分，就是风吹雨打。这样风吹雨打，一个学校的师资培养，学生就有一半的功劳。但我发现，同学们对老师经常是和风细雨，比较讲面子，比较注意鼓励，注意培养师资的方式方法。所以同学们是非常懂得教育、懂得如何培养师资的，自然也就懂得教师心理素质差的根源在哪里，也就懂得对症下药了。所以有的时候也懂得下猛药，急风暴雨。

4、在现今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里，您认为最容易影响他们心理的是什么？

答：最容易影响同学们心理的，我觉得是生活的结果和同学们自己的期望值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大，影响越大。

5、针对现在大学生中所普遍存在的心理方面的问题，您觉得大学生该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来尽量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

答：我有一个锦囊妙计，不知道别人那里管用不管用。这个锦囊妙计是：欢迎这样的问题发生。你一欢迎，鬼都怕。一欢迎，结果和期望值之间的差距就消失了。

6、您是怎样看待很多大学生心态浮躁，眼高手低这一状况的，或者怎样引领大学生走出这一怪圈？

答：我是过来人，这一点体会很深。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一位老师就在课堂上这样总结他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心比天大；二十几岁的时候心比地球大；三十几岁的时候心比湖南省大（因为他是湖南的）；四十几岁的时候心比邵阳市大；现在呢，心就这个讲台大了。”说着在讲台上比划一下，逗得我们哄堂大笑。他的课我们是特别爱听的，富有激情，有感染力。记得有大人物说过：骄傲是年轻人的专利。我们也许可以说：眼高手低是年轻人的特权。年轻人如果不骄傲，不眼高手低，大了肯定没出息。如何走出这一怪圈？恐怕只有生活，生活是特级教师。别人的意见，只能做做参考。否则，弄得不好，会成为毒药。当然，每个人的生活各不相同，生活的教育也各不相同。生活对我的教育，现在看来令我欣慰：自己的眼越来越高，手越来越低；或者说理想越来越高，做事越来越踏实。但还是经常有点点浮躁，虽然越来越小了。对待浮躁的办法，也是用那条锦囊妙计：浮躁啊你浮躁啊，再多点浮躁啊。把门打开，大打开，热烈欢迎。结果那“浮躁鬼”就怕了，不敢来做客了。我们感恩浮躁，它让我们学会踏实。所以我们欢迎浮躁，是真诚的。我们一真诚，那浮躁就深受感动，摇身一变，化作踏实了。我们和浮躁做朋友，不和它做仇人。

 7、现在大学生中有很多打工族或是炒股族，您是怎样看待这一现象的？

答：山东工商学院，请留心“工商”二字。工商工商，主要是工学商学，需要动手能力，实验能力，发明创造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创业能力。如何做到这些？我认为一是打工，二是炒股。应该想办法开把这两门课开起来。炒股我不会。也不必人人会。工商工商，三是管理，四是创业。打工，炒股，管理，创业，我觉得应该成为工商学院的四大支柱，或者四大专业，或者四大学科，或者四大本领。炒股炒到巴菲特的水平，自己的钱用不完，捐给学校，捐给慈善事业，炒股的经验拿来到学校开课，这就是巴菲特。所以问题不在于打工不打工，不在于炒股不炒股，而在于以怎样的心态打工，炒股，用怎样的方法打工炒股。世界上很多大学并不是工商大学工商学院，但都非常注意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这些能力，作为工商学院，那就更加应该这样了。

 8、您认为在现今社会，什么样的大学生才能算是合格的大学生？

答：大学之大，在于人人为师，万事万物为师。懂得这一点，走在这条道上，不妨称为合格大学生。这是大学之道。这要求把学校看做社会，好好历练；把社会看做大学，好好学习。学校无边界，学校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在学校的读书生活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实践社会，不是一定得走出校门才有实践。知识经济时代，核心经济部门、领跑经济部门之一就是大学，好好读好大学就是干好大学建设大学的一种实践一种创业；大学不但要积极适应社会适应市场，更要积极引领社会引领市场。社会也无边界，社会是学校的一部分，市场是一本伟大的活经典，由我们亲自提问，亲自命题，亲自构思，亲手书写，亲手创作，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去读一本现成的书。在社会在市场创业、实习、历练，本身就是一种极好的学习，不一定非得走进校园才是学习，市场经济学要在市场里头历练一番才更有心得。这样想这样做，我们的心就“大”了，学问就“大”了，事情也做“大”了。大学生大学生，这就是“大”学生，合格大学生。所以我觉得，《大学》是值得读的，大学是值得创造的，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大学问，大创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好得不得了，止于至善，在永不满足的创业中止于至善、心满意足。所以，我们学校图书馆前刻的《大学》碑文，是有意义的，《大学》是值得熟读的。

9、很多同学对大学生活乃至人生缺少规划，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好的人生规划应考虑哪些方面？

答：我不知道如何给“规划”统一定义。可能难，统一定义难。我的习惯是不做什么规划，有个宏大理想，具体事情随机应变去做，去试验，去总结，在实践中提炼理想，扩大理想，纯化理想，推动理想。我一般不给自己定指标，也就很少做规划。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也有这种考虑。韦尔奇也不怎么给企业做规划，认为情况千变万化，规划就死了。这里说的规划，是指数量方面严格规定的。如果我们觉得规划就是大体一个努力方向，大体一个行动框架行动指南，那就和我的偏好差不多。我的偏好是试验，经常调整，但是方向是追求真理，追求幸福。这个理想永不放弃。不但不放弃，还要日益扩大，日益深化，日益升华。这样，就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有理想，越来越有精神，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能够驾驭现实，创造现实。理想是现实的灵魂。没有理想，现实就是死尸，也就没有现实。现实是无比圆满的，只要我们具备发现美的眼睛。如果我们睁开眼睛，发现处处是宝，那就找到现实了。但是，如果没有理想，我们就不能张开自己本有的慧眼，就难以发现生活现实的美。佛家有句话说：“因地跌倒，因地爬起。”脚下这地方怎么不好呢？怎么不美呢？它见我浮躁，就让我跌倒；见我痛苦，又让我靠它爬起。多么圆满，多么周到。这是生活的真相，真正的现实。但如果我们不懂呢，就会爬起来跺一脚，踢这块地一脚。有些母亲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孩子摔了一跤，母亲边骂边跺脚：“呸！呸！你这该死的地！让我孩子跌倒！让我孩子跌倒！呸！呸！”也教孩子这样骂，这样跺脚，说是压惊。其实我们应该学会鞠躬：“谢谢，大地母亲，在我浮躁的时候及时让我跌倒。”应该学会匍匐在地上感恩。生活本来充满理想，并完全现实。或者说，现实充满理想，理想充满现实。这样去思考，就会做出一个充满发现充满感恩的人生规划，很值得一试的人生规划。这样，我们会天天发现美，处处发现美，怎么能不快乐不幸福不时时感恩呢？这又算一条锦囊妙计。也许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似乎还不是那么理解我们。但是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别人不理解我们，不要紧的；我们不理解别人，就不好了。“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我们可以努力去多多理解别人，理解世界，热爱世界，融入世界，创造世界。让生活指引我们，经典指引我们，我们的良心和慧眼指引我们。生活是伟大的美好的，经典是伟大的美好的，时代是伟大的美好的，中国是伟大的美好的，世界是伟大的美好的，我们大学生是伟大的美好的。我们所处的时代太伟大太美妙了，2008年太幸运太激动人心了。这不但是我们的体力奥运年，更是我们的心力奥运年，时来运转！天赐奇福！回想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4万多亿元，假如拿出十分之一，来做我们的民族精神培养，来做国民素质提升，来做对世界的考察体认，来向各国广交朋友，来做自强不息的理想教育，如何？但是，如果没有2008这个北京奥运年发生的种种事件，别说十分之一，我们就是将24万亿全部拿出来，也未必达到今年如此称心如意的教学效果。但是，我们只是办奥运花了一些钱，就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如此惊人的、简直令人十分意外的奇迹般的效果，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如此空前地提升了，我们对世界各国的体认和热爱如此空前地深化了，我们的自信如此空前地增强了，这是耗费十座金山创办一万所大学也无法达到无法梦见的时代奇迹，而它的远期效果必将更加不可思议。我们如果还不感恩，还是满肚子委屈，像个受气包，让人感到怎么这么不抗糟这么没出息这么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恐怕就难以称得上善于学习，善于发现，善于总结，善于享受生活了，难以称得上识时务了。我们万分感谢这个时代！万分感激2008！万分感激这个世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ONE DREAM. 面对世界，我们不见外。我们要和世界人民一同成长。是宝剑，必定日夜渴望磐石的磨砺；是冰刀，必定处处渴求坚冰的拦截。让我们吟诵青年毛泽东的名言：“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当所有所有的磨难，都变成中国凌空飞翔的发动机；当一切一切的阻碍，都化作中华重新崛起的推进力，化作中国和世界真诚拥抱的催化剂、世界和中国和谐发展的助推器，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遮蔽一个民族“充分利用一切正负力量、绝不浪费任何好坏资源”的循环经济智慧，还有什么绝招能够取代一个民族这种拥抱一切珍视一切开发一切享受一切的“零废物”发展模式，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个民族一往无前蓬勃向上的步履呢？——因为：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我们的，泰戈尔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

孔子、老子是世界的，司马迁是世界的，我们是世界的。

世界是我们的。

Plato and Aristotle belong to us， Tagore belongs to us， and the world belongs to us too．

Confucius and Laozi belong to the world， Sima Qian belongs to the world， and we all belong to the world too．

And， the world belongs to us．

 http://www.17xie.com/read-137107.html

我的视频1： http://txjd-txcy.v.56.com

我的视频2：http://www.tudou.com/home/_50863479/（严新气功）

 2006-09-25 长沙↑

同学经典（北京）文化俱乐部：http://www.tx-jd.ne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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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访谈录：徐冰 写天书的人

《析世鉴》气辨

《析世鉴》气辨

《美术》杂志，1990年第5期

·《析世鉴》之吸引我的注意，是因为它似曾相识。

·说似曾相识还不准确，简直是早已见过。

·这不是说徐冰有剽窃之嫌。在神秘的集体无意识里，谁“剽窃”谁，原本是说不清楚，也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