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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河东：2008观自在

用九，群龙无首，吉。（《周易》）

天德不可以为首。（《周易》）

                       ————《华夏的复兴》课题组  2008年12月26日 

2008是记在我们心里了。它是色彩斑斓的，刻骨铭心的。

在大地板块的罕见撞击[1]面前，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

在全球各大金融板块百年不遇的大撞击[2]面前，个人、企业，乃至国家和人类，是软弱的，也是雄强的。

2008，中国改开三十年。

下一个三十年正在走来。

多难兴邦，大难兴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千真万确的。

这个一定的条件，主要就看我们是否抛开杂念，大局为重，天下为怀，气闲神定，静观自在：真正的放下自己，解放自己，了解自己，把握自己，依靠自己，开发自己，壮大自己，回归自己，将当前中国的办事主调，集中在如下这类的句子中——

“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中国市场稳定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进一步扩大内需，是中国应对这场危机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这不禁使人们想起了一些古老的中国格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大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面对全球金融海啸，有着平天下责任和抱负的吾国吾民，应该如何伸出我们勤劳的双手呢？先治国。如何治国呢？先齐家。如何齐家呢？先修身。

“修身为本”，是“以人为本”的真正意义。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这位曾经的美国金融推手，在金融海啸的风口浪尖中回到国会作证说：“投资者的贪婪和盲目让我感到震惊。”[3]——可见，说“以人为本”，如果意味着“以贪婪人为本”，“以盲目人为本”，会是怎样的结果了。“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格林斯潘先生说的，可能正是我们自家的事情。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修身，则人不成其为人——不成其为明德人，亲民人，止于至善人；不成其为格物人，致知人，诚意人，正心人，修身人，齐家人，治国人，平天下人。对于这种“修身为本”的“以人为本”，《大学》有着系统的阐述——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知识是重要的，知本是无比重要的，无知和贪婪是最大的风险。孙子一针见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主张知情第一。巴菲特点到为止：“投资的时候，不懂的东西千万别碰。”主张知识至上。如何才能知情知本呢？做个明德人。明德人有智慧，有善的智慧，修身的智慧，这是智慧的根本。据说西方经济学不讲道德，认为贪婪无可指责，公心无可褒奖，只讲利益最大化，效率最大化。但是，谁的利益最大化？谁的效率最大化？于是就说：有看不见的手，把个人的私利导向公益。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承认：公益乃是人间正道，正义乃是地上天命了。不过，在市场失灵的时候，人们发现：人间正道的实现，还是需要扩充个人的心胸和智慧，需要借助宏观调控。否则，贪婪和无知不但不能把个人的私利导向公益，也不能将个人私利导向贪婪和无知的个人，反而将个人导向幻灭，使个人陷入灭顶之灾。那么，资本主义市场的宏观调控怎么搞？它的宏观调控是不是需要公心呢？是不是仅仅满足一部分人的私利，就是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指南呢？当政府出资挽救私人银行的时候，政府如何面对“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救私人钱包”的道德质疑呢？在政府注资国有的房地美房利美的时候，政府如何面对“风险国有化，收益私有化”的道德批评呢？在市场信用崩溃的时候，我们是要恢复市场信用还是需要抛弃市场信用呢？市场信用是否有它的道德基础和法制基础呢？如果最终还是信用最为宝贵，那么作为信用经济的市场经济究竟是根本不讲道德，还是归根结底必须讲道德呢？可见，即使在资本主义市场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度，经济学家、政府官员、普通民众——总而言之，一切的纳税人，心中都是有个道德天平的。他们都和马丁·路德·金一样，拥有一个梦想，“决不相信正义的银行会破产”，“决不相信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宝库会资金不足”，因此，他们一定要兑现这张支票[4]。他们也是经常将“公共利益”、“公平正义”挂在嘴上，记在心里，放进天平，铺在路上的。公心多一点，机心少一点，知识就多一点。知识是行动之本，美德是知识之本，明德是人身之本，“以良心为本”是“以人为本”之本。人人都有良心，良心需要发现。

良心发现的过程是修身，市场灾难是最好的修身课程之一。市场灾难、金融海啸教导我们：贪婪，以及贪婪天生的无知，不但对公益不利，而且首先是对贪婪者个人不利。“子曰：古之学者为己”（《论语》）——求学、修身是为的自己，为自己成人，成为一个好人，健康人，幸福人，智慧人，明德人，好孩子，好父母，好兄弟，好员工，好领导，好伙伴，好邻居，好同学，好老师——这是孔夫子式的“利己主义”，真正理解了人的本心的、因而最容易实现、最不容易失去的利己主义，是我好你好大家好的大利己主义——自己好了，幸福了，天下就多了一个好人，一个幸福人。人人好了，人人幸福了，天下也就太平了，幸福了，富庶了，大同了。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也就是都以良心发现为本，以回归良知为本，以礼拜善知识为本。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也就是以明德人为本，以知本人为本，也即真正的以民心为本。真正的民心是良心，人人本有的良心是真正的民心——这也是一切人“共同的根本利益”所在，每一公民“个人的根本幸福”所系。怀着机心，从门缝里看人看自己，只会把人看扁了，把自己看扁了。“今之学者为人”（《论语》）——这样的学者，以为求学、修身是为了别人好，自己吃了大亏；以为一个人有了良心，就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所以，一种良心的发现，也即一种自我发现，需要我们打开大门，放眼天下。我们的眼界有多宽，我们的心地就有多大。而大门的开启，常常需要一种直截了当、直指人心的冲击。而最直截了当、直指人心的冲击，往往是出现在我们的机心江郎才尽、无计可施之际，往往是我们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避免人财两空之际。一种全新的转机就潜伏在这里，一场金融危机的修身价值就蕴蓄在这里，一门市场经济学院的道德学教程就开设在这里，一笔“良心大发现无限责任公司”的创业本金和祖传遗产就深埋在这里。于是，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市场失灵时刻，我们深度沉睡着的市场精灵将为之一激，忽然张开她亿万只慧眼，静观着这个无比富庶的新世界。我们将欢庆这一市场显灵的伟大时刻，我们要将这一天命名为“市场女神日”。比起这样的良心大发现来，哥伦布对新大陆的发现，就不算什么了。

那么，中国如何面对世界性的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呢？扩大内需。

如何扩大内需呢？修身。

如何修身呢？正心。

如何正心呢？诚意。

如何诚意呢？致知。

如何致知呢？格物。

这是一门市场经济的《大学》课程，“市场经济大学”的核心课程。它是一门必修课，也是必须要修好的。

我们最大的内需是修身，因为——

我们最大的危机在机心，

我们最大的生机在良心，

我们最大的转机在归心。

我们看上去常常“显得”很贪婪，在贪婪的梦想破灭后又往往“显得”很恐惧。然而当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幻灭中战栗，在一次又一次的恐惧中绝望，就可见我们对于贪婪和恐惧的不满，是多么实在多么强烈了。“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老子·第七十三章》）我们将再也不敢贪婪，不敢恐惧。“永别了，贪婪！”“永别了，恐惧！”——将成为我们最真诚的渴望，最无畏的宣言。它宣告：贪婪和恐惧绝非我们的本意，完全相反，正是它们将我们引向自我毁灭，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我们良心的不安。我们归心似箭。我们需要安心，需要稳稳当当安顿我们的良心。我们需要回归王座，安安稳稳地做自己的主君。我们将认清我们的本来面目，展示我们的本地风光。而一旦我们发现，原来我们自己是如此富有如此美好，贪婪和恐惧就毫无根据了。这时候，在荷兰街头上靠打磨透镜谋生的17世纪伟大哲人斯宾诺莎的低语，就会在我们心头重新响起——

“幸福不是德性的报酬，而是德性自身；并不是因为我们克制情欲，我们才享有幸福，反之，乃是因为我们享有幸福，所以我们能够克制情欲。”[5]

既然德性已经自足，那就意味着德性乃是自足的幸福和幸福的自足，而一个幸福的人，是再也没有需要克制的情欲了。那曾经追命一般困扰我们的贪婪和恐惧，也就有如镜中之花、梦中之鬼，任由着我们去静观，去品味，去欣赏其云聚云散，花开花落，自生自灭了。其实，在我们的贪婪汹涌而来汇成海啸的时候，由贪婪变成的惊惶失措，由惊惶失措引发的逃之夭夭、关门闭户、闭关锁国和以邻为壑，只不过是贪婪和无知经过化妆后重新粉墨登场罢了。它不但完全丧失了对海啸师父应有的师道尊严，也完全浪费了海啸的无数宝贵资源，使我们在海啸导致的“鸡飞”之后一错再错，进一步引发“蛋打”的彻底崩溃，并且在这种崩溃中继续自我安慰说：贪婪没有做错，奉献没有做对，经济学不管伦理道德。虽然如此，商业诚信、贸易道德、交易伦理、全球公民、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还是越来越如火如荼地风行世界了，以《世界人权宣言》、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关于环境和发展的《里约原则》为基础的《联合国全球契约》[6]所确立的十项原则，虽然由于其起步不久因而实绩还非常不尽人意，却也越来越成为各国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自觉选择的戒律了[7]。由此可见，“贪婪”是多么不识时务，多么无知，多么不经济，多么不珍惜自己，多么糟蹋自己，多么不适合搞市场经济了。“大道废，有仁义。”（《老子·第十七章》）一场惨烈的天灾人祸往往将我们人性的光辉推上前台，让我们忽然对自己刮目相看。这时候，就有一种机会在步步迫近，让我们有可能发现：唯有修身才能够让我们敞开胸怀，砥柱中流，独善其身，惠及天下；唯有修身才能够使我们真正洞察贪婪的本质，看清海啸师父原来就是贪婪师父，看清贪婪师父就是我们良心的化身，就是良心师父，从而一举恢复我们对贪婪师父应有的师道尊严，也即恢复我们真正的自尊，拜倒在我们自己良心的脚下，汲取真正的经验教训，按照“最小投入最大产出”的效益原则获得尽可能货真价实的经济报酬。而我们越是不计功利不计报酬，这一报酬就越是真切越是直接越是迅速越是倍增。有限的心灵和努力获得有限的幸福，无限的心灵和奉献“获得”无上的幸福，这没有什么不公。在这个意义上，贪婪的确没错，是我们对贪婪的浪费错了，对贪婪的挥霍错了，对贪婪的傲慢无礼不理不睬错了，对贪婪的反复告诫充耳不闻错了，对贪婪的自杀性攻击视而不见错了，对贪婪的不善利用不善驾驭不善因势利导地转化和升华错了。我们将对自己的贪婪倍加珍惜，小心翼翼地利用我们的每一点贪心，将它编写到我们美好人性的教程中去。让它的每一点尘埃，都落定到人类的烂漫花园里，沉积为我们人性之花纵情开放的沃土。让它的每一团污点，都一一扩散浸染成不事雕琢的人性大泼墨，然后幻化为一幅幅似有灵犀、配合默契的壮美画卷。我们将顺着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舍昼夜一往无前，直到展开为“海阔凭鱼跃”的一片蔚蓝，在那里悉心聆听这样一种千古遗音——

“天下何思何虑？

天下同归而殊途，

一致而百虑，

天下何思何虑？”（《易经·系辞》）

——美哉，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也，无声无息，无色无臭——“会驾车，路上不留车轮印；会说话，听了不觉口才好；会算数，不用计算器；会关门，不用闩子闩住也打不开；会结亲，不用绳子捆住也拆不散。所以圣人总是有办法起死回生，不会拉下哪个受难的不管；总是有办法点石成金，不会丢下哪块碎石子不用。这叫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所以先进是后进的师傅；后进是先进的帮手。不尊重师傅，不爱护帮手，就算有点小聪明，也是大糊涂。关键在这里，奥妙在这里。”[8] 圣人无心，看不见的手心里，还有一颗看不见的心。我们听见恩格斯的浩叹了——“人的心灵，从一开始，直接地，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9] 我们打开《中庸》，听到孔夫子的盛赞了——“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我们打开《实践理性批判》，深深触摸到康德那发自心底、响彻寰宇的感动了——

“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它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

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10]

孔子型的中庸经济学理念，康德式的道德经济学精神，乃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从最深海底翻卷上来的滔天巨浪奋力推举到世界市场经济前方彼岸的救命快艇，立命指南，良心航标，再生灯塔。这样的善知识经济学还有很多。中庸经济学和道德经济学的复兴，善知识经济学的勃起，将是2008年金融海啸捐赠给21世纪、乃至人类更远未来的几份最宝贵的遗产。我们的贪婪先生现身说法了，我们听见，我们看见。道德说教的苍白无力，贪婪教授的一语中的，我们是再一次领教了。彷徨、反思、重新积蓄力量的各国人民，虽然或多或少、却仿佛不约而同地在一个新的起点上重新发现了我们共同赋有的人“类”品质。时代在呼唤下一轮崭新太阳的喷薄而出，呼唤人类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的来临，虽然这一激动人心的未来，其图景还不是那么清晰可见。人“类”发展银行的创业本金虽然还不够雄厚，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加速累积；人“类”幸福基金的担保信用虽然还不够坚挺，却从来没有像眼下这样充满后劲。人类虽然离心心相印似乎还非常遥远，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呼吸相通，血脉相连，甚至越来越休戚与共，生死相依，越来越需要敞开彼此的心灵，风雨同舟。全球化的航船在争议中颠簸飘摇，运行加速，悬念迭起。她迫切需要就一个共同的航向达成共识。她的舵手是不是联合国，也是一个时代问题——因为在这个时代，一国在世界，世界在一国，越来越变得眼见为实了。在这样的历史性演进中，即便忽然出冒出一个“Chimerica（中美国）”[11]之类的概念，也并不是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它还是反映了一定的、需要加倍正视、充满变数的现实的。

把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Niall Ferguson独创的“Chimerica”翻译为“中美国”，还是“中美经济体”或“中美经济共生体”，本身就反映了所谓同一个东西的不同意义。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全球化，有可能就是亿万个地球，亿万种全球化。在福格森（Niall Ferguson）看来，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相似，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各国如果奉行“各人自扫门前雪”（every man for himself）的政策，将是致命的。这场危机的核心，在于一个巨大的不平衡，也即有着庞大的经常帐户赤字（超过全球国民生产总值1％）的美国，与石油输出国、日本、新兴亚洲等盈余国之间的巨大不平衡。其中，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不平衡首当其冲。中美不平衡中，最要害的一环又在于：中国大量存储美元的战略，资助了美国的借债习惯。中国的美元存款是美国长期利率停在低位、借贷狂潮经久不息的关键原因。如今，经过金融危机后，（美元或美国的）杠杆时代已经结束，“Chimerica”——大储蓄者和大消费者之间的合作——才是关键。

福格森对危机原因的总结不一定客观，不一定全面，却反映了一种担心，一种忧虑。究竟如何合作？操作方案也可能多种多样，民间的，政府的，都在考虑之列。不过，重要的是，不论合作的具体做法如何，也不论合作的进程会有多少歧义、波折、反复和振荡，合作——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大转向和大趋势，已经从发展中国家的主动诉求为主，开始转向发达国家也积极主动地诉求，越来越成为全球各国的共同诉求。以2008年为界，和平、发展与合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更多地包含了平等的也即真正合作的意义，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了。

合作的种类很多，互信却是前提，自信则是互信的前提。如何才能互信？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你为什么要相信我？这都要求先有自信。信用信用，先用自己的信心。自信靠自己创建，靠修身来创建来加强，首先开发自己的人力资源宝库。有了自信，在合作中甚至可以不言而信，省去很多谈判成本，而谈判成本或沟通成本，是合作成本里最大的一块。态度决定一切，信心就是生产力。态度和信心是战略的核心，既是自强战略的核心，也是合作战略的核心。态度和信心不到位，战术再完善也解决不了大问题，甚至南辕北辙，越完善越倒霉。把合作提高到态度的层面，战略合作就有了基础。战略的首要工作是解决方向问题。方向对头，其他的事情就好说了，就好立足长远而争分秒，立足当下而谋万世，可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也可以小处着眼大处着手了。

方向的实质是最终目的，是价值观，是态度。态度决定一切。我们最需要抱有正确的态度。当前的中国，最需要抱有的态度是什么呢？让我们回到共和国建国之前就已经酝酿、开国之初就已经宣布、建国之后不断提炼不断充实不断丰富日益成熟的“独立宣言”、庄严承诺、自我担当和单方义务——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自强不息的和平发展战略。

也就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全球各国的伙伴和兄弟。

兄弟伙伴的核心意思，就是单方承诺永不称霸。既然永不称霸，也就需要永远自力更生自强不息了。假设把全球看作一个国家，把每个国家看作一家公司，那么中国作为一家公司就是主动、自觉、单方面承诺了“永不谋求垄断地位”这样一种公司战略。

近现代一批大国轮番崛起衰落的过程，为我们演示了一幅幅夺得霸权又丢掉霸权的历史画卷。这套影视片还在继续上演，它是否接近尾声还有待各国力量的消长，有待观察。让我们继续把大国看作公司，按照某种经济学理论，任何公司都有谋求垄断地位的冲动，而垄断地位将导致不公平竞争，甚至排除竞争，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因此一个竞争社会的基本运行要求就是在政府主导下，建设、维护、完善一套反垄断机制，以便及时有效地预防、打击垄断，保持合理的竞争态势，维护社会公平。

关于效率和公平的争议一直在进行。在这样的争议中，如果有一家公司竟然自觉采用了“公平就是效率”的价值观，它将永不谋求垄断的地位，从而在“任何公司都谋求垄断”的经济学根基上掘开一个口子。这家公司将不是消极地服从、积极地绕过反垄断法，而是自觉地选择了永远将自己置身于竞争态势中的发展战略。实际上，确有一些公司从创业之初就自觉选择了这样的发展战略。让我们假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选择“永不谋求垄断”这种战略的公司，将更加开明，更加自信，更为公开，更少秘密，因而也更有公信，更有活力，更为长寿。

除了效率和公平的争议，还有权力（权利）和义务（责任）的论辩。选择了“公平就是效率”，实际上也就选择了“公平就是生产力”，甚至选择了“公平就是幸福”这样的价值取向。那么，在“权力（权利）和义务（责任）”的论辩中，这家公司如果选择“义务优先”的价值框架，也是顺理成章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公司之所以选择“公平即效率”而永远放弃垄断的追求，其中既包括了对社会效率效益的尊重和维护，更饱含着对自身效率效益源泉的深刻洞察，对“垄断”带来的自我腐蚀力自我杀伤力的绝对恐惧。在他们眼中，垄断的唯一敌人就是垄断。于是垄断，作为一种“致命的诱惑”，终于展开了一场和自己的致命竞争，一场殊死搏斗。他们终于发现：这里才是他们唯一的战场。而一旦一家公司将真正的竞争开辟为与“垄断的诱惑”的最高竞争和最后决战，那么这家公司对“真正”垄断地位不息追求的航程，就从此启动了。所谓真正的垄断地位，在他们眼中其实很简单：就是主宰自我。通过从“主宰别人、垄断他人、向外夺权”到“主宰自我、垄断自己、对己尽责”的自我革命，这家公司终于给“真命天子”恢复了名誉，也给“绝对垄断”举行了一个平反昭雪大典，从而将“垄断”这样一种“致命的诱惑”，还原成一场“生命的庆典”，恢复了其本有的无上风采。从此以后，这位天生王者将结束其破落皇族自我放逐的梦幻历史，在“君主自我立宪”的现实革命中，一举收复其天赋的君权，复辟其本有的皇位。发现自己的皇家血统，这将是值得他穷其一生去完成的、最伟大的发现。

发现是一种幸福。一个每天都有发现的人，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人，乃是一个幸福的人。而发现一种“致命的诱惑”原来是一场“生命的庆典”，更是一种无上的幸福。当“发现”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一种习惯，发现的过程本身就是幸福了。而当发现变成发现者的自我发现，这一自我发现的过程本身就更是一种自足的幸福了。一旦“追求幸福”的过程本身已经就是幸福的，向外追求幸福的“外向型经济”就突变为自得自足的“内需型经济”了。与此同时，劳动，也就从谋生的需要，自发自动地转变为人的第一需要了。特别是，这一转变并不必然需要“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是对“财富的多寡”保持中立的。这种中立态度或者独立精神，完全为《中庸》之道那种“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罕见生存力所充满。其生存权利的不可动摇，其自由幸福的不可剥夺，就像水往低处流那样轻松自然，无法遏止。所谓不可剥夺，并不是说不让外力剥夺，而是即使有外力来剥夺也无法实现；不但无法实现，反而大大有利于加强自强不息者的生存力量。“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老子·第三十四章》）这种万川归海、席卷一切的“不可抗力”，是无需刻意去制造去发动的，人们只需要守住“最低地势”这个本位就够了，只需要守住“不当头，不扛旗”的自我戒律就够了——

“大道磅礴无垠，岂能左右得了。万物靠它生生不息，大功告成不自认有功，护养万物而不当主宰。永远没贪欲，可以叫做小；万物归附却不当头，可以名叫大。就因为它始终不自高自大，所以能成为最大的。”（《老子·第三十四章》）

这样安分守己的自强不息者，有一种将一切外部压力全部转化为内在动力的“绝妙创造力”，有一种将一切外部阻力全部欣赏成内生推力的“美妙发现力”。因此，和许多人的担忧相反的是：这样一种自立自强的人，自强的公司，一方面，自己不是一个弱者；另一方面，对别人也不构成威胁。而且越是这样，他们就越是强大，也越是不构成对别人的威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他们“永远不寻求垄断（他人）”的愿望是完全真诚的，他们的劳动是彻底内需的，他们的幸福是完全自足的。所谓彻底内需意味着，他们并不幻想自己具有什么“给人幸福”的所谓力量，不管这种力量是叫做权力和权利，还是称为责任和义务。虽然他们常常入乡随俗地赞同奉献主张慈善，虽然在别人的眼中他们很可能敢于牺牲乐于奉献，但他们绝对不会真的把自己看作造物主和奉献者，也绝对不会真的把自己看作救世主和慈善家。其唯一的理由，还是那同样一种信念——

天德不可以为首，

公司不可以垄断，

国家不可以称霸。

因此，当他们遇到外部垄断力量（或企图垄断的力量）的“挤压”，他们是欢迎的，因为他们这有利于他们加强自己的自立能力。对于别人的追求垄断，他们是不赞成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不利于那些垄断追求者的自我发展和幸福。对于自己的这种“不垄断”战略，他们是不推销不宣传的，因为他们相信实践的检验和矫正，时间的智慧和耐心，人类的天良和觉醒，大道的沉默和无所不在，自我的选择和选择的多元。对于自己的战略，他们是乐于公布、乐意交流的，因为人们需要沟通，需要彼此了解，以便加强互信。不过，他们不会把自己的战略寄托在互信的基础上，而仅仅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上。他们公开自己的战略，他们和外部的沟通，都不是企图说服别人：既不企图说服别人来相信自己，也不企图说服别人也采用自己这样的战略。他们公开自己的战略，仅仅是沟通，仅仅是在别人希望了解自己的时候，满足别人的希望，并通过别人的反馈、反应、反驳甚至反击来学习他人，激励自己、提高自己。他们对别人的各种战略和通行游戏规则，抱有足够的“人权”尊重，就像尊重自己的人“权”一样，这是他们行动的天“职”。不管他们是个人，公司，还是国家。因此，假如面对反驳，他们的对策也不是辩解，而是信赖，欢迎，说明，沉默，等待和行动。

经过如此一段考察旅程，我们将要好奇：这样一种公司，对于合作会采取怎样一种态度呢？

也许可以期待：一家如此自信的公司，一家信用如此雄厚却永不谋求垄断的公司，在合作方面应该是得心应手，进退自如，游刃有余的。我们不必担心：这样一家公司可能对合作毫不在乎，甚至十分冷漠。我们不必担心这是一家封闭的公司。不会这样。完全相反，我们有理由期待：总的来看，对于合作者而言，这将是一家最开放的公司，一家合作项目最多、合作数量最大、合作关系最稳、合作质量最好、合作时间最长的公司，一家对合作者最信任最尊重最负责的公司，一家使合作者感到最放松、最自由、最没有负担、最没有依赖性的公司。所谓“最没有依赖性”，意味着不是希望通过合作将双方绑在一起，更不是企图通过合作将对方越来越紧密地和自己绑在一起，从而增加对方对我方的依赖性，而是从一开始就把合作的目标定位在通过合作来使对方摆脱对我方的依赖、摆脱对合作的依赖并最终摆脱合作、走向独立的一种努力；与此同时，正是这样一种积极促使对方越来越独立自主的努力，将最能激发我方的自我挑战和创新意识，最有力地促进我方走向越来越深刻多样的独立自主，从而为各类合作开辟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一句话：一项合作的目标，乃是增加合作方的独立性，以便使这项合作最终解体。于是可以想见，这也是一家“不打合作牌”的公司，一家决不针对第三方、因而最少合作秘密的公司。所谓“最少合作秘密”，不是因为我方有什么秘密合作的需求，而是因为对方有可能希望暂时还有一点秘密需要保留。在我方看来，合作乃是为了摆脱合作，奔向彻底的独立、自由和解放，而任何商业秘密，都是一种基于信用不足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束缚，值得尊重、理解和逐步放下。“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合作的秘密越多，就越显得像一种勾结，并越有可能堕落为帮派，因而也越有可能陷于内讧而自我瓦解，在外部冲击面前不堪一击。“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合作各方的不同点，最好完全谈开、敞开、公开。虽然合法的秘密完全可以理解，也最需要精心保护，但秘密是合作的软肋，大秘密是合作的死穴，“信”息“公”开是“公”司的主要“信”用和核心能力。利益是最强大的，利益是最脆弱的，这是一条利益公理。利益是最大凝聚力，利益是最大分裂力，这是又一条利益公理。所谓利益，即非利益，是名利益——这是第三条利益公理。不要以利益为利益，要以公义为利益，这是第四条利益公理——“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公义是共享利益，公开是阳关大道，“公”司是企业绝密。合作的第一定律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合作力的大小，与合作秘密的大小成反比，与合作各方独立力的大小成正比。因此，只有最独立最自由最解放的人们，才享有最开放、最牢靠、最不用刻意养护的合作关系——“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老子·第二十七章》对黄金搭档关系的这种描述，可谓感同身受、洞若观火，入木三分。对于这样一种微妙合作的可能性，假如一家公司不具备十足的信用（自信）和天真，是绝对不敢想象，绝对不敢相信，绝对不敢贸然动手，将其变为现实的。人们对巅峰状态的幸福，可能怀有难以挥去的疑心和恐惧。放手一搏，放手一合——这样一种最单纯、最朴素、最烂漫的幸福，哪怕在我们自诩最野心勃勃的时候，都可能是一种不敢仰视的奢侈。于是，我们，作为足智多谋的沙场骁将，在手无寸铁、两小无猜的孩子面前，也居然开始自惭形秽，黯然神伤，顾影自怜。我们想让自己相信，我们的童真时代是早已逝去，并且永远逝去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就是我们独立发表的《非独立宣言》，一份自囚之后的《狱中自白》，我们硕果仅存的最后一点独立性。总而言之，“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除了满心怨气地一再重复这句连自己也不相信的套话外，我们实在是搜索枯肠、无话可说了。找不到合作伙伴，乃是因为人心叵测，我自己则毫无责任。而我们越是这样怨天尤人、推卸责任、要求权利，越是一幅受苦受难的模样，一幅连自己也不忍瞻仰的可怜相，也就越是放逐自己，浪费自己，亏待自己，矮化自己，贬低自己，丑化自己，搞垮自己，挥霍权利，就越是穷得一塌糊涂，越是自毁信用，越是找不到朋友，越是喜欢哼哼唧唧——“朋友，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伤”——来自我安慰，掩饰自己对生活的不忠了。我们如此地亏待自己，如此地对自己不负责任放弃权利，如此地不把自己当朋友，却自以为是地宣称我们是自私的，自利的，自爱的，是凡事为自己着想的——这便是我们有意无意中为自己编造和传播的、世上最骇人听闻的奇闻怪事。“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中庸》）人人都说自己聪明绝顶，但是被贪欲驱赶着诱导着掉进陷阱，却一点也不知道躲避一下，还高兴得很呐。

现在，我们可以把公司换成国家，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思考共和国的合作战略了。让我们记住：这一片国土上的先贤们，曾经有过“复归于婴儿”的烂漫追求。让我们记住先贤的教导并且相信：这种质朴的童子功夫，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修炼。让我们相信：不管各种秘密如何珍贵如何值得尊重如何合情合理合法，假如它们是我们人性弱点的指标，是我们自信不够、互信不足的指标，是我们独立性不强的指标，那都是必然要被我们自己亲手抛弃，或者亲手展示在一个共同的蓝天之下的。而经由同一个蓝天的阳光哺育和雨露滋润，我们心中隐秘多年含而不露的蓓蕾也将心花怒放，滔滔不绝地吐露其最深最密最美的心语了。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公开性的加强，透明度的提高，阳光政府的发展，已经成为、将要成为、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不可逆转的主导趋势，这才是人类的天良所在，希望所系，幸福所至。我们将发现：人心最大的秘密，居然就是它彻底的、一览无余的可公开性；人心的绝密，居然就是它本无秘密。这一点可能难以置信，而全部的秘密都恰恰产生于我们心中感到“难以置信”的这种狐疑。唯有狐疑，才是一切所谓秘密的始作俑者。在人心探秘的发现之旅中，我们终有一天会发现：除了阳光灿烂的一派明德外，人心最深的内殿原来辽阔无垠，一无所有。这时候，如果还是有人非要坚称有什么秘密，那人们只好两手一摊，耸耸肩膀，摇头叹道：“噢，那点烂事？别提了。”而曾经一心幻想着身怀绝技而拜倒在师父门下企图打探武功秘籍的我们，也将因为一次又一次地捕风捉影，海底捞月，挥拳击空，张口咬天，最后累得筋疲力尽，无计可施，无功可练，只好放下行囊，吃茶去了。

宇宙是经济的。经济关系是简单的。经济性就是简单性。理论的简单性经济性，人际关系的简单性经济性，国际关系的简单性经济性，都是宇宙经济性的体现，童心简单性的大力。大者公也——大道无痕，大礼至简，大恩不谢，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兵不寇，大匠不斫，大信不约，大德不官——这一切的大，都是公道、公德、公心、公信、公义、公理、公力和公益，都在为我们展示着“简单”的无限丰富性，开发着“经济”的惊人生产力。廓然大公既是一种大人胸怀，也是一种大国风范。正如大公无私的大人胸怀是将一切个人的根本利益装在心中，情系天下的大国风范也是将一切国家的根本利益放在心里。而一旦一个人的心灵为一切人的心灵所充满，我们的心眼也就为之一亮，仿佛忽然之间睁开了无数慧眼，从一切的角度欣赏着这个豁然开朗的世界，并与之同呼吸，共命运。“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周易·系辞》）当一个国家面对着世界各国也这样思考时，蕴含在国民心中的大国之魂就开始苏醒了。觉醒了的公心将富有自知之明，知道唯有公心才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怀，也唯有公心才是一个民族的国魂。这份公心将会明白：当人心失去公力因而失去通盘思考力的时候，就是我们魂不守舍、心不在焉的时候，也是需要呼唤“魂兮归来”的时候。

通盘思考力作为战略思考力，乃是一种核心能力。一个国家失去通盘思考力，将无法产生战略，只剩下战术思考。这对于一个国家是致命的，因为它的错误乃是方向性的错误。如果一个良好的战略让人们赢在起点，那么一个没有战略的、方向性的错误就是让人们输在起点了。这就是所谓致命性。

那么，什么是一个国家的通盘思考力呢？在这个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时代，所谓国家的通盘思考力，战略思考力，也就是一国全球化思考的能力，就是一个国家“从全球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思考本国战略的能力，就是“从人类根本利益出发”来思考本国战略的能力。这和“从本国利益出发”来思考本国的全球计划，是完全不同的。区别的关键在于出发点。后者的出发点是本国利益，他国利益乃至全球利益只是它达到本国利益的手段，说到底还是一个单国战略。而前者由于出发点直接就是全球利益人类利益，它一起手就是一个全球战略，他国利益全球利益并不只是达到本国利益的手段，而是直接就是本国的真正利益所在，真正幸福所系。又由于这个国家既不强求也不巴望他国认同本国对全球利益的种种考量、设计和关怀，所以它只是将这个全球战略作为本国的一国战略来设计和实施，只是将人类利益作为本国的真正利益来追求和创造而已。毫无疑问，在该国看来，本国利益已经包括在人类利益全球利益中了，并且是打成一片、难以分割了。在这样的全球视野中，“Chimerica”之类的共生体将不再是个例，而是普遍的前景和事实了。不过应当有一个小小的、然而至关重要的区别：和Chimerica不同，这种全球战略下的共生体作为全球共生体，不应该像Chimerica那样脆弱，限于双向。在这种全球战略下，任何两国之间的关系，除了其天生的双向性外，更应该发挥其天生蕴含着的多向性、全向性，也即全球性。全球性无所不在，这就是全球战略观所看到的世界。所谓全球战略观，形象地说，乃是一种球眼的工作。从这种球眼看世界，没有什么不是全球性的。一般而言，人的肉眼虽然长着眼球，却不是球眼。球眼是四维上下前后左右古往今来昼夜内外大小远近都能看见的，人的眼球却只能长在前面，白天开眼平视只能看见一定距离的前方，看上下必须点头，看左右必须摇头，看后面必须转头，看内部必须探头，看原子必定昏头，看黑夜必须换头——换成猫头鹰的头，那个头上长着猫头鹰的眼。而且糟糕的是，人眼虽然可以通过点头、摇头、转头、探头和换头来逐一弥补缺陷，却也在弥补的过程中逐一轮番再生着这些缺陷，譬如当他转头看见后面的时候，他已经看不见前面了。从一国出发的战略观，可以比喻为这样一种眼睛的工作。

一个星球上的各国，之所以总是不断争战，是因为它们都只是从各自的“国眼”看世界，它们看到的一切都只是自己的国家，或者自己国家眼前的巴掌大地方，甚至自己国家的投影、怪影、变型和幻象。它们的相互歪曲相互伤害和自我歪曲自我伤害都是必然的。显而易见，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国家睁开了它的“球眼”，这个星球就开始变化了。不过，也许有些令人悲伤的是，球眼的睁开，除了有可能出于一场偶遇一次蓦然回首，更可能出自一场又一场我们自己引发、或者似乎从天而降的惨剧——比方，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惊心动魄的金融海啸，向着镜中恶鬼的拼死一击，以及天崩地裂火山爆发洪水席卷一切。又比方，在某一次对视中，我们无意中发现：对方的眼中居然活跃着一个自己！可惜的是，后面这样一种场景，由于并不是那样十万火急命如悬丝，往往不具备足够的爆破力，来一举炸醒我们深深酣睡着的绝大部分心灵，炸开我们满身的球眼。

由于长期苦于独裁神话而不能自拔，有时候我们会寄希望于另一个幻想，即“兼听则明”的幻想，希望通过兼听各方意见来凑成天耳、通闻一切，通过借助众人眼睛来拼出球眼、圆视世界。这就产生了民主神话。不过，作为对独裁神话的反动，民主神话除了提供新的偏见外，还能提供多得多的、乃至一切可能的偏见，变成一个偏见的大杂烩。假如独裁神话是将一个人的偏见推上神坛，民主神话就是将一切人的偏见推上圣殿，从而将偏见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于是，随着独裁神话的破灭，民主神话也破灭了。随着一言堂的瘫痪，群言堂也瘫痪了。随着一神庙的倒塌，多神庙和众神庙也彻底倒塌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我不是圣人，你不是贤达。我是只虾米，你是条虫子。我们都在混日子……”——便是这时候唯一流行的歌曲。

这个世界已经唱衰。

一个新世界就要临产。

一首新的歌词在等待谱曲——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hào）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

“乡人皆恶（wù）之，何如？ ”

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

子贡问道：“全乡人都喜欢他，这人怎样？”孔子说：“不能断言他好。”“全乡人都讨厌他，这人怎样？”孔子说：“不能断言他坏。不如乡里的好人喜欢他，坏人讨厌他，这样更容易下判断。”

要定量，先定性。要求数量，先求质量。要分多寡，先分好坏。这是一种战略部署，一种经济安排。倒过来的安排行不通，反过来的部署栽跟斗。然而我们既然只能在此路不通的地方开辟道路，在山穷水覆之处柳暗花明，在大跌眼睛的之后心如止水，在大栽跟斗之后健步如飞，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此路不通的地方，大道就在那里。倒过来的安排，本来是正的；反过来的部署，其实是顺的。我们的哀歌越是绝望，越是无助，就越是动人，越是为希望和力量所充满，越是一首发自肺腑的颂歌。独裁神话一定要出现，因为我们贪爱独裁。独裁神话一定要破灭，因为我们溺爱独裁。民主神话一定要破灭，因为我们热爱独裁。我们贪爱独裁的时候，独裁是一个人的，“孤家寡人”的。我们溺爱独裁的时候，独裁是每个人的，“自由民主”的。我们热爱独裁的时候，独裁是“真善美的”，大道的，不是任何人的，不受任何体制束缚的，可以适用任何体制的，不管是独裁体制，还是民主体制。这就是为什么修身为本的大学之道“可以”超越时空，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种族、任何国度、任何机构、任何政体、任何体制；这就是为什么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可以”在一个帝国开花，也“可以”在一个共和国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天堂地狱还是人间，都可以大学习，大修身，大力践行大学之道；这就是为什么大学之道如此超凡脱俗、平淡无奇，如此美不胜收、质朴无华，如此独步天下、从善如流。这时候，如果我是真的、善的、美的，我的独裁就不可动摇了。因为这样一种独裁，虽说是我的独裁，其实就是真善美的独裁。而既然是“我的真善美”的独裁，说成是我的独裁是完全可以的。毕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毕竟，明德乃是我的真正本性；毕竟，人人都有一个明德；毕竟，大家共有一个明德。这说明，独善其身是完全可能的。

修身为本之所以“为本”，就在于这种独善其身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于一切好人好事好心好话好生活的独创性和原创性，也即真善美的原创性，独创性，独立性，自由性，自足性。修身为本，就是独善其身为本。这里回答的问题是：独善其身是否可能？假如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生物不能独善其身，则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生物的独立自由在哪里呢？又怎么能配得上“独”立“自”由这样的称号呢？还有眼下的一个热门问题：在金融海啸中，任何一个国家都真的不能独善其身吗？

假如我们愿意“善”解人意，可能就会对这个问题做出善解，也即从善的真的美的方面，来解答“在金融海啸中，一个国家能不能独善其身”这样的问题——

第一，   善是公有的，真善美是共享的。

第二，   可以共享的，才是真的，善的，美的。

第三，   面对着假恶丑的“本质”，或说，面对着假恶丑的“真善美本质”，真善美是绝对开放，并与之本来一体、同出一源、合而为一、唇齿相依、血肉相联、息息相通、生死与共、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同舟共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心协力、同步共振的。一句话，是同善天下而不能独善其身的。

第四，   面对着假的恶的丑的“现象”，真善美是独立自主、独立不倚、自由自在、自得自足、特立独行、我行我素、领袖群伦、独领风骚、卓尔不群、独出心裁、绝对原创、闭关自守、完全独创、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一句话，是独善其身而不会随波逐流的。

第五，   从同归至善看，一切都是道，不可须臾离，日用而不知。从止于至善看，本质是现象的本质，现象是本质的现象，全都至真至善至美。放眼望去，天下无所不真，无所不善，无所不美。其大无外，包罗万象；其小无内，不染一尘。一人即天下，天下即一人。人我一体，物我一如。一家仁，天下皆仁；一家让，天下皆让。独善其身即同善天下，同善天下即独善其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同一个太阳永远不落，全新的太阳天天升起。

因此，修身为本，既然是独善其身为本，也就是同善天下为本了。助人是自助的顶好方式，自助是助人的上等礼物。得道多助，关键是自己得道，才能与人为善，助人修道。什么是与人为善？孟子举子路、大禹、大舜做例子说：

子路，一听到别人的批评，就高兴。大禹，一听到别人的忠言，就拜谢。大舜更加大气，好事都和别人一起干，放下架子，追随别人，喜欢学别人的优点，使自己上进。从种地、制陶、打渔，直到做了帝王，没有哪项本领不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学别人的好，让自己进步，这也就激励了别人做好人好事。所以一个君子，没有比激励别人做好人好事更伟大的事了[12]。

子路搞的是阳光事业，透明合作，低成本，高效益，属于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范围，符合经济要求。否则，自信不足，比较脆弱，要保密的就多，过分强调秘密，如商业机密、管理秘诀、技术秘密、知识产权之类，策划于密室，操作于暗箱，不敢拿到桌面上来，隐瞒多了，欺诈就多，成本就高，效益就差，风险很高，危机也多，最大的风险是自我腐蚀，最大的危机是自我腐败，属于宏观浪费学和微观浪费学，不符合经济原理。从这方面看，有自觉的真善美倾向的，可以称为经济学；有自觉的假恶丑倾向的，可以称为浪费学。如果一种经济学鼓励讨好消费者，对付竞争对手，那么这种经济学里面的浪费学成分是很多的，划到浪费学范畴是比较合适的。子路决不讨好别人，他是学习别人的真善美，这样也就自然鼓励了别人去做好人好事。讨好别人，骨子里是贬低别人，瞧不起别人。讨好消费者，肉麻地夸赞“消费者是上帝”啊之类，其实是看好别人的钱袋，想“跟上帝做生意”。这样的策划，就难免担心“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了。其实上帝笑不笑，倒也无所谓，我们也不知道，更多地还是自己笑自己，心里面打鼓，觉得底气不足，居然敢跟上帝叫板，跟上帝玩心眼。这样的所谓经济学，就属于浪费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曾子的《中庸》，所谓人的真善美，也就是中立精神，独立意识，处事中庸，办事公道，恰到好处，切中要害。而假恶丑，则要么趾高气扬，要么卑躬屈膝；要么颐指气使，要么百般讨好；要么过分，要么不及——总是偏向两个极端。

阳光事业是公开的事业，公共的事业。公开就是生产力，公共就是大效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业都是堂堂正正的，都是光明磊落的。在创新领域，就战略和战术的比较而言，最伟大的创新总是属于战略创新，而最伟大的战略又都是公开的，无一例外。为什么伟大的战略选择公开之路呢？因为它心胸大，眼界宽，自信足，对他人的信心也足，想的不只是自己。自己的事业自己谋划，主意就少；大家的事业大家谋划，主意就多。而一旦自己创造了一份公共事业，大家自动来谋划，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得道多助的经济原理。不过我们也可能纳闷：有时候公有制为什么反而不如私有制有效？公共事业反而不如私人事业发达？是因为那个公有制是说了空话，那个公共事业是徒有其名。落实公有制并不容易，做实公共事业也不轻松，其中，公开性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公开了再说。公共事业就该有这种气度。假使在战术上不容易做到，那么战略上做到应该不难。战略公开，可以充分酝酿，达成共识，然后一锤定音，一步到位。战术公开，不妨摸着石头过河，碎步前进，甚至进两步退一步，踏出中国舞步的独有节拍，旋转出令人心醉神驰的华夏之美。公开了，一切都变得简单明了。公开了，大家都横挑鼻子竖挑眼，监督成本就分摊了，而且监督者越多，监督成本就摊得越薄。共和国建设，作为一项公共事业，也该享有这样的成本优势。这个成本优势可以分作两大部分来创造：一个部分是国内监督成本的分摊节约，另一部分是国际监督成本的分摊节约。总起来就是“共和国事业全球监督成本”在全球的分摊节约。这意味着，共和国的事业，在两种意义上成为了货真价实的公共事业，即一方面，她是中国人民的公共事业，另一方面，她是世界人民的公共事业。这样一种战略定位，在刹那之间，就将共和国的建设内力，从单纯的中国人民，扩展到了世界人类整体的范围。在这个战略中，不但中国人民是中国建设的内生力量，世界各国人民也都是中国建设的内生力量了。可以预言，有着“不见外”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民，提出并实施这样的战略，乃是迟早的事情，也将是水到渠成的[13]。

可以预言，在这种战略的推进中，除了监督成本分摊节约的范围从中国扩大到全球，而且中国建设的整个信用资产也将在全球范围内持续高速积累。从中国制造挺进到中国创造，核心的工作乃是中央政府主导运作的“中国品牌”的创造。从“全球”中国制造挺进到“全球”中国创造，核心的工作乃是中央政府主导运作的“全球中国品牌”的创造。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品牌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全球品牌”，才能够称得上“全球化时代的”或者“全球化的”国家品牌，即一方面，她是一国人民共有的品牌，另一方面，也是世界人民共有的品牌；不但是一国和世界共有的品牌，也是一国和世界共创共享的品牌。所谓“全球中国品牌”，就属于这里所说的“全球国家品牌”层面，是指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导运作、吸引全球人民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单一的唯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品牌。除了这个单一唯一的全球国家品牌外，由中国各家企业等等机构所创造的各种品牌，即便它同样可以吸引全球人民来共创共享，也不能称为“中国品牌”或“全球中国品牌”，只能称为“中国的品牌”或“全球中国的品牌”，但是任何一个“全球中国的品牌”都自然归入到单一唯一的“全球中国品牌”中，作为构造“全球中国品牌”的元素，即全部“全球中国的品牌”构成一个单一唯一的“全球中国品牌”。

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时代，“全球品牌”的设计，“全球某国品牌”的创造，不可避免。共和国能否在这个历史潮流中先行一步，正在考验民族的胸怀、胆略和远见。在那些欣赏“华夏整体化思维传统优势”的人们看来，重新发挥并全面升级这一优势的“天时”已经来到，“地利”正在开拓，“人和”正在凝聚。一旦华夏主流社会恢复了这个民族伟大原创传统的元气，“全球中国品牌工程”的奠基仪式就完成了。乐观的估计，这一决定性的转向，将在未来十年左右基本到位。而2008年，则是这一奠基仪式的破土。

这一奠基仪式的破土无声无息，震天动地。2008年的世界和中国，意外事件纷至沓来。这一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里程碑。在人类历史的征途上竖起这块里程碑，对中国而言，少说也花费了三十年的光阴。过去的三十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改开的三十年，也是西学重新东进的三十年，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神话的又一个三十年，在极度简化和极度夸张的意义上，则是美国神话的三十年。所谓“很大程度”，是因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这一神话；所谓“极度简化和极度夸张”，则是因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就是美国化”这一神话。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西方神话的全球化，在东半球为西半球所吞灭后，使地球只剩下孤芳自赏的西半球；而美国神话的全球化，则差不多将西半球也吞灭掉，只剩下一花独放的美利坚合众国。其结果，西方神话——这个行星的西半球化，使得圆整旋转的地球因为缺少了东半球而不再旋转，因而使得西半球也出人意外地停止了转动。而美国神话——这个行星的美国化，则使得仅存的停止转动了的西半球，进一步收缩为唯一的美利坚合众国，从而因为地球的急剧瘦身而使我们这个星球终于结束了其亿万斯年的行星史，忽然之间改变轨道，跃迁到近月轨道上，作为月球的卫星，围绕着月球开始旋转了。于是，2008年，对一个中国孩子来说，有两个神话讲完了。

明眼人一望而知，上述的描述本身，假如不是神话式的夸张，也是漫画式的渲染，童话式的想象，和现实的世界相去甚远。这种说话方式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从某个侧面来幽默地自嘲一番。它是一个中国外婆，讲给一个中国孩子的故事，一个关于《地球如何演变为月球卫星》的童话，或神话故事。

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以及社会主义在中国等国家一度陷入的危机，加剧了西方神话和美国神话的放大和传播。欧盟壮大和北约东扩，是西方神话的开疆拓土；而美国的单边主义推进，则是美国神话的萨克斯独奏。

在一曲曲的独奏声中，一些热爱美利坚民族、热烈地怀着美国梦的人们，也不禁生起一丝丝的孤独和忧伤。莫非伟大的美利坚人民，竟要放弃他们亲手缔造的美国梦了吗？莫非他们要亲手抛弃、踢开他们亲自倡议带领、亲手参与缔造的、越来越世界化民主化的联合国吗？难道他们对世界民主政治的梦想和信念，在世界范围内破灭了吗？难道他们对自己钟爱并为之奋斗数百年的伟大理想失去信心了吗？

这也使人们想起了西方从中世纪走出来转向近代的时候，一大批启蒙主义理想和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呼唤者、倡导者、领导人、追随者，面对着新式政府的国内暴政、对外侵略和野蛮殖民，曾经是多么失望，失落，甚至绝望。失望催生了改良，绝望则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初胜利又进一步从外部推进了资本主义的改良。资本主义的日益文明化是不应该忘记社会主义的功德的。反差强烈的是，在经济危机和金融海啸来临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度对《共产党宣言》的回忆，《资本论》的热销，反而是社会主义国度所难以看到的。同样，在一批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崩溃的时候，一些资本主义文明的享用者拥护者们也没有忘记提醒转型国家：在告别社会主义的时候，千万不要丢掉了社会主义的优点，那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为资本主义所吸收所借鉴的。他们没有忘恩负义，也没有过多地为狭隘的意识形态所左右。这使人们回想起，在那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近代，也正是那些“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14]。 而时至今日，在这个制度里，那样的一种活力和自由，仍然可以发现。特别是，当一个视人权为神圣天赋的《独立宣言》发表数百年的国度，终于放下了其种族歧视的沉重包袱而推选出合众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黑人总统的时候，不只是美国，就连世界都受到了鼓舞和激励，燃起了希望。与此类似，告别中世纪多少年来，对近代文明的反省，对“反叛中世纪”的愧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了一种西方新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让人深感良心不安的是：那射向中世纪的火力，曾经是那样情绪化，对上帝和教会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扫射。而当上帝为教会作了陪葬，一齐倒在血泊中之后，那通向近现代“文明”的“解放”之路，就显得尤其“血腥”，充满“奴役”。它就像一个梦魇，使人们仿佛看到了耶稣基督身背十字架，血洒耶路撒冷。哀莫大于心死。上帝死了，为此，人们付出了良心的代价。在这方面，近现代人的冲动和贪婪，和中世纪后期教会的专制和腐败，又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呢？所幸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糊涂，失去理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还是有着某种血缘关系，并时而微弱时而强烈地推动着资本主义的。

历史的演化是何等的类似！又是何等的不同！在东方，近现代西方文明闯进来的时候，许多骄傲的中国人还在中华帝国的美梦中酣睡。而当这种盲目的骄傲在外来新文明的野蛮冲击面前不堪一击、节节败退、陷入绝境之后，这种盲目自傲变成的盲目自卑，就出演了一场又一场不顾一切破罐破摔的败家子传奇，以及对华夏祖坟的全面挖掘和彻底捣毁。这时候，我们后人的无能，就全是祖先的罪过了。不同的是，西方人在反叛中世纪的时候，把目光投向了古希腊，也一度投向了中华文明。而那时候的中国反叛者，则少有西方启蒙时期那种上代恨、隔代亲现象，而是一股脑儿地全面清算；至于对西方的态度，许多中国人则是前倨后恭，完全失去礼“节”了。与此相反，许多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则是前恭后倨。但无论是前倨后恭还是前恭后倨，其间横着的万里长城，以及缺位的互信互尊，则是同样的。

比如，令许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一向标举民主自由的国家，为了所谓的“在华利益”，居然舍得抛弃自己的信仰这一根本的利益，居然抛弃了中国民主力量的代表、亲美学美信西方亲西方的孙中山，转而支持中国皇权复辟的代表袁世凯呢？这些中国人实在是太天真了。用毛泽东主席的提问方式就是问：“为什么先生老是打学生呢？”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从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历史看，这类事例并非个案，而是大量发生并且直到今天还一直在发生的事实。人们不得不怀疑一些资本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信仰的真诚度了。而假如这一做法正是资本主义信仰真诚度的最佳证明，那么对这种制度“在信仰层面的自我欺诈”的质疑，以及对由此而来的“信仰层面的内生腐败”的质疑，乃至对其自我信仰危机或信仰自杀的质疑，比方对这种信仰的“非普世性”（这是最吊诡的）、不可共享性、垄断性、手段性（比如作为殖民的手段而不是普世的目标）和自杀性（扶植反民主的力量）等等的质疑，对其从理想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衰变、从实用主义到机会主义的蜕化、直到战略的摇摆不定和核心能力的根本削弱等等的担忧，以及对其民族精神是否正在自我腐蚀的担忧，对其是否业已日薄西山的担忧，就不可避免了。

困惑的存在，影响到人们的沟通和信任。就中国人来说，随着共和国的构思、开创和建设，这一情况有了改善。特别是近三十年来，随着共和国改开的推进，随着共和国不断地自我反省和自我革命，不断地对外开放和勤奋学习，不断地沟通和对话，一些困惑消失了，一些误会化解了，一些信任增加了，甚至一些神话重新产生了。

基于自尊自信自修自助的互尊互信和互学互帮的氛围，渐渐出现。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平共处，和气生财，和实生物，和衷共济——中华民族这一切一切的伟大传统，渐渐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主流心态。随着民族精神的逐步康复，对外来文化的平常心态也恢复了，“不见外”的天性在回归。随着2008年中国外婆的西方神话对中国孩子讲完，西方各国在中国人的眼中，已经大体恢复了其正常国家的形象，与此同时，共和国的正常国家图象，也在国人自己的眼中调准了焦距。人们对那位讲述神话的中国“外”婆是不是时常由“圣诞老人”所扮演，也不去关心了。膜拜和傲视，迷信和挑剔，畏惧和恐吓，受伤和反抗，抨击和辩解，自大和自卑——在淡淡退去。礼敬和学习，信赖和自省，欣赏和提醒，修炼和感恩，倾听和协商，自信和自律——在淡淡涌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民族导师的这种自修自导自律自得自足自强，正在悄悄地，不紧不慢地，变成国人最大的内需，从他们的心底，源源不绝地生起，升腾，弥漫开来。

在一种神话说完的时候，华夏人懂得，这种神话，或者童话，它内在的生命力永远也不会老去。正如一个慈祥的仍然富有活力的成年人，永远也不会嘲笑自己童年的时光。他会始终怀着一种童趣，看着自己和邻居的孩子们，沉浸在幸福中，忘记了周遭的一切。这时候谁还怀疑，那个神话，其实并没有说完？这时候谁不相信，那个童话，正在一遍又一遍地复述，并且变新？就像古老的华夏神话那样？

在华夏古老神话重新开讲的时候，我们不必庆幸自己还没有老去，以致还有兴致陶醉在其中。在人间的谋略一个一个地出生、老死、老死、出生、再老死后，华夏神话洋溢着的那种超越时空、无拘无束的笃定和宁静，总是一如既往地展示着我们人类的神相，展示着神间生活是如何永远不受人间俗事的干扰，旁若无人地踩着自己的鼓点，歌唱着他们的《欢乐颂》——

与天为友，其乐无穷！

与地为友，其乐无穷！

与人为友，其乐无穷！

与我为友，其乐无穷！

这种神圣的欢乐是不可抗拒的。

她无上富足的信用是取之不尽的。

这种信用之所以无上富足取之不尽，乃是因为作为一种绝对的信用，它是无法再增添什么东西了。

我们可以试试，对“人皆可以为尧舜”这种信用，我们是否可以增添一点什么东西，哪怕一点点可以称之为信用的东西。

我们可以试试，对“我命由我不由天，人人皆可为天尊”的这种信用，我们是否可以增添一点什么东西，哪怕一点点可以称之为信用的东西。

我们可以试试，对“一切众生皆可成佛”这种信用，我们是否可以增添一点什么东西，哪怕一点点可以称之为信用的东西。

自然了，如果我们愿意将关于尧舜的信用称作儒家信用，把关于天尊的信用称作道家信用，把关于佛陀的信用称作佛家信用，或者将所谓信用称作信心，信仰，信念，或者任何一种别的什么名称——华夏人对于这种种的分别，向来是欢欢喜喜，听之任之，不置可否的。与人为友，其乐无穷——假如分别能够让我们其乐无穷，让我们的朋友其乐无穷，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假如不分别能够让我们其乐无穷，让我们的朋友其乐无穷，那又何乐而不为呢？其乐无穷的《欢乐颂》，对人的神性的无上信仰，是与一切的分别和不分别毫无关系，并且不可分割的。说毫无关系，乃是因为无论是分别还是不分别，都丝毫不可能干扰我们无上的欢乐。说不可分割，乃是因为无论是分别还是不分别，都必定带给我们无上的欢乐。

自然了，假如这时候有人产生了质疑，要问问华夏人：喂，小华，你敢说“人皆可以为上帝”吗？